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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7 週一 201905:44
燕樂從北周蘇祗婆五調式到隋初四調式及角調徵調滅亡下的三調式的演變

燕樂從北周蘇祗婆五調式到隋初四調式及角調徵調滅亡下的三調式的演變
一、燕樂在北周的蘇祗婆五調式
在北周時代，燕樂有西域蘇祗婆對鄭譯指出的其故國燕樂調有五旦，被鄭譯誤譯為五均。從燕樂調源於管樂調，故知其所謂五旦，實即指五調式。鄭譯言蘇祗婆樂調時指：『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因其實為燕樂外行，一心只想把燕樂調拿來當幌子，實要的是一心要以黃鐘為宮的『正聲調法』，於是故佈迷陣，言於是『譯遂因其所撚琵琶弦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
而鄭譯不但弄錯了『旦』的正解，而且正因為把均看成調式，又把調式看成均，於是搞不定雅樂八十四調，於是不得不瞎拼硬湊，美其名叫做『譯遂因其所撚琵琶弦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原先的均看成了調式，湊不出雅樂調式，不得不『更立七均』，因為他把蘇祗婆撚琵琶弦柱相飲的調式，當成了『均』，搞錯之下，於是自已再推倒蘇祗婆樂調的所謂的『均』，再重頭造出『七均』來，此即他所說的『更立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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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04 週二 201921:21
從使用『四上競氣』一語即可證《楚辭》的〈大招〉係西漢人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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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04 週二 201921:21
趙萬里偽造魏良輔《南詞引正》訂完成於嘉靖二十六年之出處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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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04 週二 201921:19
談明代當時的人都知道湯顯祖確為死於梅毒

談明代當時的人都知道湯顯祖確為死於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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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04 週二 201921:16
儺祭時的『方相氏』『方良』是劉歆王莽於《周禮》裡偽造的人物 ———並談『方良』才不是『魍魎』

儺祭時的『方相氏』『方良』是劉歆王莽於《周禮》裡偽造的人物
———並談『方良』才不是『魍魎』
『由於莽『好鬼神』（『王莽傳上』），所以，《周禮》投其所好，不僅春官是一片鬼氣——尤以大祝所屬為甚，連軍威顯赫的夏官，也有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眉』，在裝神弄鬼，『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繫四隅，敺方良。』（侯家駒《周禮研究》，台北：聯經，1987年，2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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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04 週二 201921:15
談因斷句錯誤而無中生有的秦朝的『方相』的『儺』

談因斷句錯誤而無中生有的秦朝的『方相』的『儺』
黎國韜先生於《古劇考原》（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一書的第三章〈秦儺新考〉一文裡，引用了唐代顏師古注《漢書‧儒林傳》裡所引用西漢經新朝到東漢的衛宏此人的《詔定古文尚書序》裡的『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冬種瓜於驪山阬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1]
而於其中的『方相難不決』一語，黎國韜先生看成了『方相』為一辭，而把『難』當成『儺』一字的省文，於是『方相』，不就是《周禮》裡的那個『方相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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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04 週二 201921:13
談無中生有的『文獻上最早出現的「鄉土小戲」』---西漢「歌戲」

談無中生有的『文獻上最早出現的「鄉土小戲」』---西漢「歌戲」
在戲曲史界談戲劇，從來沒有從事者談西漢會有最早出現的「鄉土小戲」的「歌戲」。但，於2016年，標示著曾永義著，出版的《戲曲學（一）》出現一段論述，其言謂：
『在鄉土演出的戲曲，西漢有所謂「歌戲」，可能是文獻上最早出現的「鄉土小戲」。見西漢末劉歆〈與揚雄求方言書〉』（頁四九三）。其書中並注明是引用了明代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內的《劉子駿集》的『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
此段極端與吾人多年探究中國戲曲源流所獲結論完全大異：因為敝人考『戲』此字直到南北朝或其後，都還十分質樸的表示了大小雜耍遊戲類，而依其時代性，在漢代根本不可能會與『歌』連用者，也不會是什麼民間的戲曲或鄉土小戲。而在本於學術貴於求真相之下，著手於考證曾永義所引用的所謂了明代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內的《劉子駿集》該文的來龍去脈，終於連帶把千年來不少人所懷疑的有關《方言》一書的作偽者考了出來，另見吾人收入有關文史考偽一書內的《《方言》及所附〈劉歆與揚雄書〉〈揚雄答劉歆書〉二文係漢末應劭偽造考正》一文，確定曾永義所引用的〈劉歆與揚雄書〉連同〈揚雄答劉歆書〉及所謂的揚雄的《方言》一書都是出於東漢末年應劭的偽作。
但是明明即使是東漢末應劭偽作〈劉歆與揚雄書〉，那麼此書信裡的『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是不是只是應把所謂內中的「歌戲」改成是東漢末年應劭時代的『文獻上最早出現的「鄉土小戲」』呢，只不過時間從西漢改到東漢，相差個二百年呢？
經吾人考證，亦非是。因為，該應劭本來偽作的『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不是『歌戲』，而是原文乃『歌謳』，而改『歌戲』的乃另有其人，而且其改此二字，也不是指什麼「鄉土小戲」，而是他套用老典故，把『謳』字代以『逸』的古字『戲』而已，其改指逸歌而已。為何可以得知呢？
一如《方言》，應劭指出，為『九千言』，但今本為一萬三千餘言；而應劭指出有十五卷，但今本只十三卷，故今本《方言》已非應劭偽造時原本之舊。而附麗於《方言》的此二篇書信於今存最早的宋本《方言》未附，後之《方言》附入者，多為依明代宋琯的《古今逸史》所引抄入。明末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內的《劉子駿集》也只是疏於考正而博抄廣引，內容真偽有待引用者自已去考正了。而問題就出在明代的宋琯此人了。
吳琯此人，對『戲』字有所獨鍾。如其《古今逸史》書中〈凡例〉裡就言及：『瑣言敷說、小史戲史之類，或怪或誣，或褒或陋，不重關於紀事，且無裨於□辭』等語。其中的『戲史』亦吳琯取來的古典故，如詩經《大雅•板》的『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如漢代所謂的毛傳釋『戲豫，逸豫也』，以及《管子•君臣上》：『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亦類同此義。『戲史』猶言『逸史』，乃吳琯自創之名。
『歌戲』的『戲』字，以偽作者應劭的行文習慣來看，原應作『謳』，應劭在《風俗通義‧序》裡，提到了『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以『歌謳』並舉。如此段文字原字數皆一如應劭原文不變動，那麼『戲』字原應劭應作『謳』始符應劭行文性格。
吳琯於編《古今逸史》時，以『僮謠』之『謠』近於『歌謳』之『謳』，故改以『戲』字，一如其於〈凡例〉中提到的『瑣言敷說、小史戲史之類』的『戲』字，改言『逸歌』，即亡佚於民間猶傳唱或保留的古歌之謂。不言『戲歌』，而言『歌戲』，乃依應劭原文的佈詞，『歌』在前，故置『戲』於後，取代原應劭原文的『謳』。
曾永義所謂『歌戲』乃『在鄉土演出的戲曲』或『鄉土小戲』，由以上的層層剥析其錯誤之源，可以明白應劭偽造的〈劉歆與揚雄書〉所引用的『戲』和戲曲的戲字毫無相關，曾永義引喻失義，未探明此文之後世改者的用文習慣，而致吳琯依《詩經》的『戲』字古義的『逸』，而誤為戲曲之戲字，而鬧出了學術笑話出來了。故，凡為學術之人，於古書裡的字字句句的真偽，應有辨別力及上窮碧落下黃泉般的考據能力及毅力，始是忠於學術。（劉有恒，《古代戲劇史說考辨》，2019，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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