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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常識』即可判定劉歆謂魯共王壞孔子壁一事純屬學術騙局
一、引言
《漢書‧楚元王傳》引哀帝時劉歆讓太常博士書裡謂：『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
而以劉歆《七略》為本，經班固文飾刪添成的《漢書‧藝文志》裡亦言：『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並列出『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
吾人曾有〈談劉歆偽造魯恭王壞孔子宅及孔安國獻書事〉，吾人以三舉證考其偽：『司馬遷曾親自到孔子家鄉去探訪，還見當地儒生習禮不綴，大大致上贙美。如果真有魯恭王壞孔子宅此一有辱斯文的學術大事件，司馬遷怎會毫不知情，當地人豈不會傳此軼事入於司馬遷之耳。但何以如此不可思議，而司馬遷在《史記》裡毫無提起分毫』、『《史記》，魯恭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並未有記載此一重大學術發現事件。如果真有此一事件，司馬遷怎會不振筆疾書呢』、『而且魯恭王早死於《漢書‧藝文志》所說的『武帝末』之前，如何能去壞孔子宅。』但如今更要從『常識』面談此事純屬騙騙三歲小兒的劉歆偽話。
 
二、孔子壁不必魯共王去壞，壞應由孔家傳人去壞之
按，有關《古文尚書》的出處，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謂：『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這是有關《古文尚書》出世的實錄。文中講到孔子後代的孔安國他自己擁有《古文尚書》。但並沒有講到其《古文尚書》是出自於自家壁中，更沒有講是魯共王破壞孔子壁時找出的。
按，由此更可以看出劉歆偽造魯共王壞孔子壁，於是《古文尚書》出土，違反『常識』。偏偏後世滿天舖地象牙塔裡的腐儒會去相信這一套騙詞，而播之不止。
按，若果有藏於孔子壁裡的《古文尚書》，誰是藏者？當然是孔子的後人。那最有可能的就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禁書令裡，不准民間私藏圖書時，孔子後人於是把家傳《古文尚書》等藏入家壁中，而此位藏者，依《史記》考之，當是《史記‧孔子世家》裡所說的『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的那位孔鮒。孔鮒於始皇三十四年禁書令時，為保存孔家文獻，於是藏於壁中。此一孔家之珍傳，依『常識』判斷，孔鮒藏書於家壁時，孔家人應皆知其事，說不定孔鮒還吩咐家人，日後若禁書令緩解時，勿忘取出，繼續宣揚家學。所以，到了西漢惠帝四年，呂后除了挾書律，此時，於孔門，約當孔鮒之弟孔子襄時，即《史記‧孔子世家》裡所說的『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的孔子襄。而孔子襄時，被呂后命為皇帝的博士，則挾書律之除，說不定就是孔子襄向呂后建議的。一獲呂后頒行，孔子襄即可大喜過望，叫家人壤孔子壁，取出《古文尚書》。察之於人情事理之順，莫當於此。哪有孔子襄不肖，而其子孔忠及孫子孔武亦不肖，不取出孔壁家傳之《古文尚書》，而要到了孔武之子，孔襄之曾孫的孔安國時，等魯共王來壞孔子壁，才由魯共王主使之下取出書來。如此劉歆之偽說，豈不厚誣孔子後代的孔子襄及孔忠、孔武或孔武之子的孔安國皆是敗壞家傳的廢材？！也是於理不通，騙盡後世學界至今之不熄。而真是笑煞人也。
有關《古文尚書》的真正來歷，不就是司馬遷於《史記‧儒林列傳》明言的『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而已。就是只指出《古文尚書》是孔子後人的孔安國家中所有物。有沒有曾經蔵於孔家墻壁裡，《史記》沒有講。但一如吾人從上述從『常識』去分析，即便真有蔵過，但也一定是挾書律解除後，孔子後人自己取出的，根本沒有魯共王去壞孔子壁才拿出來的。劉歆為何說此忽悠之言以欺世。他的重點其實不是要交待《古文尚書》，而是交待《逸禮》三十九篇，挾帶在此一偽造事件裡出世。因為不然不能把《逸禮》三十九篇和孔門家傳扯上關係。劉歆此一偽造魯共王壞孔子壁偽事，就是想把古文的《逸禮》三十九篇神聖化，經典化而出自偽策。而班彪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再加油添醋再加上劉歆未講的『論語、孝經』一併出土，把『論語、孝經』也魚目混珠混入此一事件中，偽上加偽，此東漢騙世矇人的古文經學家及其從屬如班彪班固之流以造《漢書》偽史圖謀古文經之立而續溢濫其奸，到了鄭玄則謊話連篇，集偽言於其文字中成為大成之欺世之奸儒，後世文抄公大多受其欺，何其不學之甚乎！
（劉有恒，2017.11.7作於台北）

新年輕鬆談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劉歆（上）
誰是中國歷史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大家會舉出帝王？將相？或者搬出孔子？但，權衡其對於中國歷史上各方面都滲入的影響力。那麼，吾人要指出的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乃是西漢末年的劉歆了。
●是誰發明了『散樂』一辭————劉歆在其主持之下偽造的《周禮》一書裡偽造出來的。散樂一辭被劉歆偽造出來之後，到了南北朝開始大行，百戲、雜戲可以稱為散樂，到了隋唐五代宋朝對於民間雜戲也叫散樂，到了元代的元雜劇也被表演藝人稱做散樂，此一名辭在中國戲曲史的發源一路以來，結伴同行，而發明此名辭之人，就是劉歆。也可見劉歆真是大有影響力了。
●是誰發明了『燕樂』一辭————劉歆在其主持之下偽造的《周禮》一書裡偽造出來的。燕樂一辭被劉歆偽造出來之後，到了唐五代宋朝開始大行，燕樂二十八調成為唐、五代、宋的俗樂的樂調，並且在宋代滲透入雅樂裡，而且，金、元諸宮調、元雜劇尚為其餘緒，而南戲始，燕樂調漸被工尺七調取代之下，但名目上仍續採燕樂調的調名系統，雖實質已不具任何與燕樂調宮調相符的意義。此一名辭在中國戲曲、音樂、甚至在文學史上伴着唐曲子詞、唐、宋詞史的發源一路以來，結伴同行，而發明此名辭之人，就是劉歆。也可見劉歆真是大有影響力了。
●是誰創出十二律裡陽六律及陰六呂————劉歆在其主持之下偽造的《周禮》一書裡偽造出來的。劉歆配合其主子王莽的迷信術數的氛圍，把十二律分為陰六律，陽六呂，而主宰了中國音樂史上的律學（含上生及下生的生律法的原理）。也可見劉歆真是大有影響力了。
●是誰創出了周朝的律管，並主宰了日後歷史上雅樂派的正聲律—————劉歆。劉歆造銅律管十二隻（今日尚存當時一隻不全的律管），把當日從未存在過的周朝的樂律管的實物，以其這方面的智慧，創出了『周朝』之律。此一律，後來被雅樂派的西晉荀勖及隋代鄭譯等從而效法，成為中國古代正聲律的宗師。此律的計算出來的黃鐘音（Dｏ）高，接近Ｇ左右，顯然過高，因為唱到Si時，己是高音＃F了，常人哪能唱到那麼高音。故劉歆及荀勖、鄭譯的造作，被旁人認為音過高。（分見《漢書‧王莽傳》及《宋書‧律曆志》／《宋書‧樂志》及《隋書‧音樂志》）但也可見劉歆真是大有影響力了。
●是誰偽造出周代天子派人去採詩歌說—————劉歆。劉歆為了幫王莽造勢，而偽造民意，於是在其所著《漢書‧藝文志》原稿裡大張周代天子是找人採詩之說，於是王莽派使者去採詩，於是乎被偽造的民間歌功頌德的歌謠就被使者採詩採到了，於是王莽有此偽民意為依持，大膽進行皇帝夢了。但此種偽說，就也被後世做學問不求甚解者，也當成寶貝大用特用，特別是在詩經研究上，全面淪陷，百分九十九都是說，詩經裡的國風都是民間歌謠被周天子採詩採到了。但這些寫成於孔子之前的周朝的國風的時候的周朝，是個封建社會，只有貴族有受教育權會寫詩，平民甚至於被認為奴隸充斥的社會裡都是文盲，不知包括了奴隸天天受壓迫，不能讀書，不知怎能學富五車，寫出什麼國風裡的咒罵主子的歌謠，還能合轍押韻，分明是把劉歆胡謅當學問，把都是大小貴族所寫的國風都當成民歌。而採詩說更是中國文學史裡的主流，於是可見今日周秦漢文學史（含有關詩經）之書，大多理路錯亂而不可讀的原因了。也可見劉歆真是大有影響力了。
●經學的源流被劉歆搞到錯亂————《漢書‧藝文志》裡的文字，大多都是寫《漢書》的班固，依劉歆寫下的文字抄錄下來，內中夾雜偽論，大大影響後世的學術史。如假造魯恭王鑿孔子家的壁的偽史，為其偽造《周禮》找個藏頭之處。後世研究漢學史，於先秦及漢代的學術，多引用班固所用而被劉歆造偽過內容的《漢書‧藝文志》，以致於漢學裡的經學此一板塊被劉歆偽論誤導以致錯論充斥，也難以求真，至今亦然。也可見劉歆真是大有影響力了。（未完）（劉有恒，台北）

談《尚書‧舜典》內魏晉間偽文『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成形史
一、前言

在詩經學界發酵釋『南』為樂器乃錯釋考
甲骨文裡有一個字形如『

徐朔方: 湯顯祖疑死於梅毒 
續娶夫人傅氏是妓女 湯顯祖疑死於梅毒 
據《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北京，1986）的介紹，廣泛流行的惡性傳染病梅毒始於新大陸。自哥倫布從新大陸回返後，歐洲文獻中才有確實可靠的梅毒記載。哥倫布第一次遠航在1492年，即明孝宗弘治五年。 
　　中國文獻有關梅毒的最早記載也在此年之後。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三《王百穀詩》說：“時汪太函（道昆）介弟仲淹（道貫）偕兄至吳，亦效其體作贈百穀詩：‘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翳為花。’時王正患楊梅瘡遍體，而其目微帶障故雲。然語雖切中，微傷雅厚矣。”查汪道昆、道貫兄弟作客蘇州有兩次：一在萬曆十一年（1583），一在萬曆十四年（1586），即在哥倫布遠航之後將近一百年。大約過了二十年之後，寧波文人屠隆死於梅毒。 
　　有趣的是屠隆的宗譜只說他是病死。他的親翁張應文《鴻苞居士傳》（見《鴻苞集》卷首）記載屠隆彌留時的情況說：“寢疾數日，不火食。命其子玉衡曰：吾將歸矣。其薄斂，殺俗禮，勿溷我。援筆作《辭世詞》……書畢翛然而逝。此其為鴻苞居士云。” 
　　胡文學編《南上耆舊詩》卷十九附小傳雲：“先是，吳人孫榮祖挾乩仙，稱慧虛子，先生（屠隆）篤信之。及疾革，猶扶床凝望，幾慧虛飆輪迎我。悵怏而卒，得年六十三。” 
　　張應文和胡文學可能目擊屠隆的死狀，卻幾乎把他寫成白日飛升的成仙證道的形象。

　　湯顯祖根據傳聞寫成的十首七言絕句，題為《長卿苦情寄之瘍，筋骨段壞，號痛不可忍，教令闔舍念觀世音稍定。戲寄十絕》。詩中說：“雌風病骨因何起，懺悔心隨雲雨飛”；又說“非關鉛粉藥是病，自愛燕支冤作親。”可見屠隆的死因是梅毒。梅毒因不潔性交而傳染的事實似乎已經模糊地為人所認識。 
　　湯顯祖這十首詩，可能和汪道貫的贈王伯谷詩一樣“語雖切中，微傷雅厚”，但是湯顯祖無法想像的是他自己和屠隆一樣，也可能是死於同一種惡疾。 
　　湯氏《訣世語七首》小序說：“僕老矣。幸畢二尊人大事。苫塊中發疾彌留，已不可起。慎終之容，仍用麻衣冠草履以襲。厝二尊人之側，庶便晨昏恒見。達人返虛，俗禮繁窒。怪之，恨之。恐遂溘焉，先茲乞免。”這一段話同屠隆彌留時吩咐他兒子玉衡的話十分相似：“吾將歸矣。其薄斂，殺俗禮，勿溷我。”如果說屠隆當時思想以求仙問道為主，湯氏則在心底保留了更深的儒家操守。 
　　張師繹《月鹿堂文集》卷八《祭故祠部郎臨川湯若士先生文》引用湯的弟子朱爾玉的話說：“其病為瘍於頭。”“瘍”正是古代對腫瘤或潰瘍的通稱。後者是梅毒患者後期常見的症狀。 

　　湯顯祖有一首詩《七年病答繆仲淳》說：“不成何病瘦騰騰，月費巾箱藥幾楞。會是一時無上手，古方新病不相能。” 
　　據《野獲編》卷二十二《督撫•許中丞》，繆仲淳是蘇州的山人，即遊手好閒在官府做幕客的文人。“古方新病不相能”，說明這是一種從未在國內發現的新病，用傳統的古方無法進行有效的治療。這種新病只有新從國外傳入的梅毒才能得到確切的解釋。 
　　湯顯祖考中進士的那一年，夫人吳氏在家鄉病故。他的續娶夫人傅氏是妓女出身。
 
　　湯顯祖的傳奇《紫蕭記》第七出《遊仙》前腔〔惜奴嬌〕：“還笑，洞房中空秘戲，正落得素女圖描。”傳奇完成于萬曆五至七年（1577～1579）。他的《紫釵記》傳奇第二十五出《折柳陽關》，女主角霍小玉和新婚丈夫李十郎告別時，預想到今後獨寢的情景說：“被迭俯窺素女圖。”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金賽性與生育研究所”藏有明版鄴華生《素娥篇》。《素娥篇》和《紫蕭記》、《紫釵記》提到的《素女圖》應是同類的貨色。它著重描寫行房的四十三種姿勢，插圖與詩詞對照。 
　　《牡丹亭》是湯顯祖的代表作。它第九出春香轉述杜麗娘的話：“關了的雎鳩，尚然有洲渚之興，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最後一句一字不易地來自色情小說《如意君傳》。 
　　《牡丹亭》第十出《驚夢》是膾炙人口的名作。在〔山桃紅〕和相連的〔鮑老催〕兩支曲子裡有幾句赤裸裸地描寫性行為的句子。在清代的演出本《綴白裘》裡，《驚夢》分成《遊園》和《驚夢》兩出戲，後來又在兩出戲中間插入一出《堆花》。這是民間藝人的傑作。但是懾於《牡丹亭》的傑出成就，他們只是增加了一些加強歡快氣氛的句子，而對湯氏的無法公開表演的原句卻存而不論。我不知道新近的演出本對此作何處理。 
　　湯顯祖《南柯記》傳奇第四十四出《情盡》，主角淳于棼忍受焚燒手指的劇痛，許下宏願。真誠所至，天門大開。他屠然目睹大槐安國軍民螻蟻五萬戶口同時升天，包括他的亡父亡妻和親戚故舊在內。這顯然來自《金瓶梅》最後一回普靜禪師薦撥出魂的情節。這也是湯顯祖是《金瓶梅》的最早讀者之一的證明。（文/ 徐朔方） 

讀書劄記：讀陳林〈為什麼要研究《紅樓夢》——兼談從《紅樓夢》和“紅學”透視中國令人絕望的人文生態環境〉一文感言
 
我是沒有什麼興趣研究紅樓夢，不過，倒希見一切學術上的偽學術被揭發以正視聽。此微博的談論紅學的真相，實非敝人專業。但是對真相的追求，及打倒一切偽學術及偽專家學者，掃清學術敗類，正是有能力揭偽者的使命。(劉有恆,臺北)

劉有恒《宋元明戲曲史考略》出版小識
戲曲因在歷史上屬小道，故正史紀錄不多，率皆得尋之於筆記小說及稗官野史之中，故其中不可靠及傳聞隨心令的記載頗多。研究戲曲史如無嚴謹的以考正史料為先，並依考實的證據論說，則戲曲研究就成為競以羅列稗記野乘以相高為尚，不成其一門嚴肅的學術，而淪為筆記野史及街坊八卦。故此書將戲曲史上，迄今不少未加探明而沿用以論說的疑案，如偽書《南詞敍錄》及滲偽的《猥談》等等的真相，予以一一以證據說話，希能為戲曲研究正確走向的未來提出一些研究心得及貢獻一些心力。（台北：城邦印書館，2015年元月出版)

讀書手劄：《紅樓夢》造假案共犯的趙萬里
 
陳林的《《紅樓夢》造假罪魁禍首陶心如》[1]一文裡，檢附大量證據，指出了陶心如（陶洙）（1878~1961）此人，偽造了一系列的脂硯齋本《紅樓夢》，是後世紅學變成偽學的屈指第一人。而其中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北師大藏本，因係北師大博士生曹立波及其導師張俊等人）更是陶洙與周紹良（1917～2005）共同偽造的。而在1961年，也就是偽《南詞引正》公開的當年，作偽風也在紅學界瀰漫，是學界充滿著當日紅極一時的『放衛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年代，於是紅學泰斗周汝昌（1918～ 2012）也就在當年開講了，表示：『一九六一年春，北京圖書館收得一部乾隆鈔本紅樓夢。當年，我們曾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簡介一部紅樓夢新鈔本》一文（署名‘玉言’）。此外，尚未見其他相關文章。』以及『蒙趙萬里先生見告：這本子系一清代蒙古旗王府的後人所出，這裡就把它簡稱作‘蒙府本’或者‘蒙本’。』陳林經考證表示了：

略談蔣星煜《影印《乾隆禦覽傳奇二種》弁言》一文之內所提到的『不解』之處
 
2012年，上海圖書館編定，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清乾隆御覽四色抄本戲曲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