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談古詩〈孔雀東南飛〉乃佛教文學詩
宋人姚勉指出：『漢僧譯，晉僧講，梁魏至初唐，僧始禪，猶未詩。唐晚禪大盛，詩亦大盛。』（姚勉《雪坡舍人集》卷三十七〈贈俊上人詩序〉，四庫全書本）
其實，姚勉的話不為正確。從佛教於東漢中期漸入中國，初以兼方術而見容於中國，到晉代以來，盛行於社會開始，則在佛教教典的漢譯之下，把印度佛經漢譯成詩體後，把譯詩的長詩體風格也間接帶入中國，尤其是，印度重要的僧人兼文學家馬鳴的佛祖史詩的『歌詩』的《佛所行贊》被當成佛典漢譯於南朝劉宋寶雲及北朝曇無讖之時，其長詩體造就了弘法的南朝梁簡文帝及其文學集團的融和，將佛典的世俗無常，人間喜怒哀樂都是虛空的思想，融入於其『宮體詩』的精神裡，人世間社會眾生的各種悲喜都成浮相及表象，屬於空相，歸於虛無，而世俗不論美色脫去了喜怒哀樂世間情，只剩著色傀儡一張皮。『宮體詩』以虛誇、增飾的方式，一再於詩作裡加強世間美的加乘效果，以襯脫喜怒哀樂的虛相的迷人，而其詩作一概出之於富麗堂皇的表象，反差出渺小的個人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欲的不足恃，總歸於虛無。故其詩派的為詩，重視排比，重視浮世的聲光之加乘效果。
創始人梁簡文帝蕭綱是為教主，而後有徐陵發揮之，兩人又有不同處。梁簡文帝為正宗，而徐陵的詩作又較蕭綱而言，更近於俗化。而馴至於徐陵一度被滯留於北朝，又受北朝的胡風影響，而南返後，寫成〈孔雀東南發〉一詩，置於其於陳朝依其梁朝為簡文帝末世所編《玉臺集》為底稿，而在陳朝又重編成的《玉臺新詠》內。而除陵其人，亦為明曉佛法，甚至講經於寺廟弘法。《陳書‧徐陵傳》言其：『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惠之相也。』
案，北朝後秦鳩摩羅什所譯的《大品般若經》，南朝都盛，則北朝所譯馬鳴的印度梵詩經典的《佛本行贊》（《佛本行詩》）的長詩體，徐陵怎會不曉。一如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尊者馬鳴，亦造歌詞，及《莊嚴論》，並作《佛本行詩》，大本若譯，有十餘卷。意述如來，始自王宮，終乎雙樹，一代佛法，並緝為詩。五天南海，無不諷誦，意明字少，而攝義能多，複令讀者，心悅忘倦』裡的『五天南海，無不諷誦』。像梁啟超曾言〈孔雀東南飛〉受佛教文學《佛本行贊》等影響，胡適以歪論批駁，而梁啟超日後也改口，而實亦雖有一得而學不甚固，故而不能自伸其言，以批胡適讕言。因梁啟超未考此詩〈孔雀東南發〉裡首句的此『孔雀東南發』即是蕭綱詩作內的一句，亦不能明曉宮體詩的來路，及梁簡文帝及徐陵等人就是佛教通的背景，對造成其宮體詩作精神的相關，再不能查明徐陵此人與〈孔雀東南發〉一詩的關連，及〈孔雀東南發〉詩裡的『宮體詩』精神。
但梁啟超的學識的出乎半吊子的胡適一大截，此可斷定。胡適，乃時勢崇洋浮誇的民初學風之下造就的留洋偽學人，以往在台的文學界的李辰冬在其著作內亦曾透露了胡適的真實學問的不堪。不過胡適其偽學偽論的流風襲捲百年，大批其派系的文學史著作，如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等及對至今台灣的學界著作的影響力，仍是大佔兩岸海外華人文學界一席牢不可破的偽學勢力。
以上都是牢騷話。而正式的對〈孔雀東南飛〉乃徐陵所作的古詩的舉證，乃包括了其格乃仿佛教漢譯經典及梵文史詩《佛本行贊》的漢譯五言長詩的詩格。以其『宮體詩』〈孔雀東南飛〉的受佛教觀念及思維的影響，視世界一切男女夫婦愛戀皆虛無，一切表象繁華皆浮影，用極鮮麗的富麗堂皇的文辭來描寫女主角，凡她的出現，詩裡極其描寫其美及其裝飾的色景虛相的浮誇到不實般的炫美，以襯托世事無常，愛戀成灰，一如十九世紀法國印象畫派對光影的迷戀，〈孔雀東南飛〉這些宮體詩對於世間繁華的光影的誇飾加強，以喻繁華後的蒼涼，身掛東南枝，歸於虛墟。大榮有大悲，至美有至哀，世事無常，一歸於寂，
〈孔雀東南飛〉的作者的不得不為徐陵，人事時地物，條條線索指向一人，就是徐陵，此於吾人其他各論文內皆有剖析，足以大白〈孔雀東南飛〉一詩的作者就是徐陵，而〈孔雀東南飛〉，就是宮體詩的代表作之一。（劉有恒，2018.1.15於台北）
留言列表
{{ article.tit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