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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何焯偽造《南詞敘錄》訂偽序寫於嘉靖三十八年夏六月的出處

 

《煙霞小說》今有北京的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所藏萬曆十八年(1590)原刻本。書前有『嘉靖已未春日四明范欽題』的《煙霞小說題辭》一篇,提到:『頃過吳訪陸詒孫,視余抄本小說十餘種,總名煙霞。余方欲集異聞,以是名編,孰知其意已先我矣,遂書于首,識所見略同也。』

 

《煙霞小說》內有《猥談》一書是列於祝允明《語怪四編》之後,並有『南城吳氏刋附』字眼,顯示此《猥談》一書是《煙霞小說》出版時,是加附進的著作。而陸延枝是陸粲之子,陸采之姪,祝允明又和陸家有來往。吾人於《宋元明戲曲史考略》(台北:城邦印書館,2015年)內〈《南詞敘錄》係清初何焯偽造 ──及《猥談》成於陸延枝考辨〉一文裡指出:

 

『陸延枝又是何人,乃當時鼎鼎大名的蘇州陸氏家族裡的陸粲之子。陸粲和其兄陸煥及其弟陸采被時人稱為『三鳯』。陸粲,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言其『嗜學無不通,尤悉本朝典章,叩之若引繩貫珠,纚纚不可窮也』。於嘉靖十三年,脫離官場。而『事母極孝,多戚戚,公因選聲伎娛之。母死一日,盡出其歌姬十餘人』(文震孟《姑蘇名賢小記》)。而其子陸延枝,清乾隆《長洲縣志》曰:『博雅清謹,能不墮其家聲』。而陸家和祝允明是有來往的,陸采於《冶城客論》裡有『胡銓身後』條,指出:『聞之祝允明,又云初聞祝子之言,以為祝好奇,必記此,不暇詳扣,因近閱祝氏《語怪》兩編無之,追書於此』。而陸粲《陸子餘集》卷三亦收入《祝先生墓志銘》,即,祝允明去世後的墓誌銘即為陸延枝之父陸粲所作。陸延枝於家族先人,可聞見與祝允明交往及祝允明的言談,於是可以取資以成《猥談》一書,並為取信於人,又加上小序一篇。按:序實未必必須作也,尤其是像《猥談》不過雜錄幾十則禆官的小書,故如《南詞敘錄》前有『天池道人』自序,反而有偽跡,《猥談》亦然,一如偽書往往託言於『校正』,皆所謂欲蓋彌章是也。』

 

兩家既有來往,如果陸延枝真正確定其收入之《猥談》,確為祝允明原稿,那麼何必要寫上出處的『南城吳氏刋附』,寫出出處反而表示了陸延枝以其家和祝允明的來往,也並未能證明此真為祝允明之作,於是不能堂而皇之的當作自己收羅來足資信服的書冊原件,只得做為《煙霞小說》的附件來附入,而且《煙霞小說》所收書,亦只有此《猥談》有標注是『附』入的。抑即吾人於《宋元明戲曲史考略》內斷定,就是陸延枝故弄玄虛偽作的,而托名是『南城吳氏刋附』的一份他所得到的南城吳氏所刋的刋本。該刋本今亦無存世,即使當世也無該刋本,純為陸延枝個人的虛構。為何如此確定,那就有關於此《猥談》內容有批駁萬曆十八年出版的李春熙《道聽錄》所記之論如後敘。如果此《猥談》真有一個南城吳氏的刋本,必得在萬曆十八年刋刻而被陸延枝看到後收入,而又得在萬曆十八年刋刻《煙霞小說》時附入,則時辰上豈不太趕,而無法辨到。故可以確定,此所謂南城吳氏的刋本必子虛烏有。

 

《南詞敘錄》的偽序訂為寫於嘉靖三十八年以喻天池道人一讀《猥談》的當年即大怒而寫作《南詞敘錄》批駁《猥談》

 

因為《煙霞小說》是於萬曆十八年始出版,但書前的范欽的《煙霞小說題辭》却早在嘉靖三十八年寫成。陸延枝為何晚二十多年才出版,原因或如下述之一:一是陸延枝狹帶《猥談》於其出版物《煙霞小說》內,遲到萬曆十八年才刋刻此書,依吾人於〈《南詞敘錄》係清初何焯偽造 ──及《猥談》成於陸延枝考辨〉一文內提到了《猥談》亦駁萬曆十八年出版的李春熙《道聽錄》所記之論,在附入了駁《道聽錄》而完成了《猥談》全書,於是始刋刻了《煙霞小說》,真是用心良苦,對《猥談》期望值甚高。

而另一可能的原因,是陸延枝其實並沒有范欽替他寫過這一篇《煙霞小說題辭》,而是他自已假造的。他知道范欽已在萬曆十三年過世了,於是在萬曆十八年出版《猥談》時,故意假托范欽此一當時的名人作過《煙霞小說題辭》,以增加此書的知名度反正死無對證。

 

如是第一種推測成立,則何焯讀《煙霞小說》,則以其常識判斷,《題辭》既完成於嘉靖三十八年,而其文中又表示了該年所見《煙霞小說》包含『抄本小說十餘種,總名煙霞』,以為刋本的《煙霞小說》各書皆於嘉靖三十八年被《題辭》內的『抄本小說十餘種』涵蓋,不料《猥談》是出版時所『附』入的,非《煙霞小說》『抄本小說十餘種』原始之內。未料《猥談》是萬曆十八年出版前才批判當年出版的《道聽錄》後,始定稿而被『附』入的附屬品,並非范欽於嘉靖三十八年看到的那十多種抄本之列。
 

若是第二種推測成立,則根本此一《猥談》,就是陸延枝在萬曆十八年出版《煙霞小說》時完成而一併出版的,而假托范欽已於嘉靖三十八年看到,所謂欲蓋彌彰,正此之謂。

而何焯讀了《猥談》,對於書中的大肆批評南戲,大為不滿,於是借天池道人之筆,大加撻伐,並以『嘉靖已未春日四明范欽題』的《煙霞小說題辭》的日期,『嘉靖已未』,當成他批駁《猥談》的偽作《南詞敘錄》的撰寫日期,而在其著作《南詞敘錄》前,加上一篇偽敘,與《煙霞小說題辭》的『嘉靖已未(三十八年)春日』對著幹,《煙霞小說題辭》說『嘉靖已未(三十八年)』,何焯《南詞敘錄》也題『嘉靖已未』。

 

而且,《煙霞小說題辭》說『春日』,何焯《南詞敘錄》即題『夏六月』,外帶一個『望』,明擺著我何焯的《南詞敘錄》就是要對幹你《煙霞小說》裡的《猥談》。時間點就是我天池道人看到了你《猥談》在內的《煙霞小說題辭》裡所敘被看到了《猥談》問世的嘉靖三十八年(『嘉靖已未』),春天有《煙霞小說題辭》的《煙霞小說》的《猥談》,被我天池道人看到,我氣到立刻該年夏天六月望就用《南詞敘錄》批判你《猥談》。


於是,更加擺明了,吾人所證的何焯偽造了《南詞敘錄》完全正確,連作偽者何焯作偽的作偽動機及直接觸媒及為何訂嘉靖三十八年(『嘉靖已未』)也抓了出來。
 

 

這就是為何何焯偽造《南詞敘錄》,於書前的短序裡寫下『嘉靖己未夏六月望,天池道人志』的『嘉靖己未夏六月望』的原因了。不是真有什麼徐渭在嘉靖三十八年寫出了《南詞敘錄》。(劉有恒,《古代戲劇史說考辨》,2019,台北;原作於2016年,稿增加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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