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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南明首輔馬士英被《桃花扇》誤塑為漢奸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作者:王堯禮
(劉有恆按:著者講『誤』,非也。孔尚任是個百分百媚清人統治的哈巴狗,他對於明亡後的南明一切與清對立的漢人,都在劇裡醜化。馬士英,是南明弘光朝的宰相,是抗清的總指揮官,從劇中一出場就開場醜化。其他像高,為惟一一次南明北伐抵抗清軍的一次出征,孔尚任也醜化高;楊龍友抗清殉國,孔尚任詆毀他逃亡;。。。凡是在行為裡有抗清的舉動者,一律加以之醜化的角度。他所讚美的,一些隻會議論弘光朝是非,坐視南明之亡的複社分子,予以表彰其為知天命,因為,這些人對大清帝國的成就有陰助之功,在南明搞對立破壞,抵消滿清統一中國的阻力。又有關阮大鋮,著者于此文裡仍依被《桃花扇》及東林複社的『名教』裡的飾詞陳說所蔽,其生平評價及事實,應詳參顧誠《南明史》的考證。




http://history.news.163.com/09/0806/17/5G254JLK00011247.html

名著的力量真是難以估量的。一出《桃花扇》,就將馬士英、楊龍友這兩個貴州人活生生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而劇中人物偏又與歷史上的人物不盡一致。於是,也就有不平之士要拂去這些人身上的塵埃了。

活躍在明季的貴州人中,從官階上看,馬士英是最高的,他做到了南明弘光朝的內閣首輔(宰相),但由於他引薦、重用閹党餘孽阮大鋮,使本來就岌岌可危的弘光政權迅速腐敗,僅一年時間就土崩瓦解了。因而時人及後世以馬阮並稱,唾之罵之。《明史》又將馬阮同列入奸臣列傳中。一曲《桃花扇》更使他醜名遠播。貴州人也覺得他丟臉。不願認這個老鄉,地方誌鄉賢傳中沒有他的名字。

馬士英,字瑤草,貴陽人。約生於明神宗萬曆十九年(1591),萬曆四十七年(1619)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天啟時遷郎中,曆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三年(1630)遷山西陽和道副使,五年擢右僉都禦史、宣府巡撫。然到官才一月,即為鎮守太監王坤告發以官帑賄賂朝貴,坐遣邊防,不久流寓留都南京。

在南京期間,馬士英結識了阮大鋮。阮大鋮。字集之,號圓海,安徽懷寧人。和馬士英是同年進士。天啟初年為給事中,時值魏忠賢得勢,就投到魏閹門下,參與構陷、迫害東林黨人。思宗即位,賜魏忠賢死,將附魏的閹黨定為逆案,阮大鋮名列其中,被削籍為民,避居安徽老家和南京一帶。馬士英自識阮大鋮後,相交甚至歡

思宗崇禎十四年,罷相回到老家的周延儒在東林、複社的活動下,再任首輔。根據明季史乘考證,東林、複社在活動周延儒複職的過程中,耗銀二十萬兩,阮大鋮是主要的捐資者之一。故周延儒複職後,阮大鋮要求他為自己翻案,周說暫時做不到。阮大鋮轉而要求再用馬士英,周答應推薦。

這時,李白成、張獻忠兩軍氣勢延盛,攻城掠地,所向披靡。鳳陽總督高光鬥以連失五城被逮下獄,禮部侍郎王錫沄向思宗推薦馬士英,首輔周延儒趁機做順水人情,於是起用馬士英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廬州、風陽等地軍務。值保定總兵劉超叛亂,巡撫王漢率兵討伐,兵敗身亡,皇上命馬士英進討。馬士英驅兵圍城,劉超連連受挫。後馬士英設計捉住劉超,解往北京正法。這事辦得乾淨俐落,給崇禎和朝臣留下很深的印象,稱他辦事幹練。長於謀略。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思宗自縊。南京的文武大臣聞耗議立新主。史可法、高弘圖、薑日廣、王鐸等東林黨大臣主張立潞王朱常澇,而馬士英、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劉孔昭等勳臣與軍方將領主張立福王朱由崧。馬士英以五百黔兵護送福王至,造成既成事實,史可法等也只好承認。於是福王做了皇帝,年號弘光。馬士英與史可法、高弘圖、薑日廣、王鐸等為閣臣。馬士英為當上首輔,指使總兵高傑、劉澤清疏促史可法督師維揚。史可法這聲望很高、品德超群的東林領袖就被排擠出京。馬士英入居首輔。

立國之初,馬士英還與東林大臣一起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朝政頗有新氣象。但史可法督師維揚後,馬士英頂住朝臣的反對,向弘光推薦阮大鋮。弘光帝任命阮大鋮為兵部添注右侍郎,不久遷右僉都禦史,巡迴江防。次年又升兵部尚書兼右都禦史。阮大鋮上臺後,即著手打擊反對他的東林、複社党人和其他正直之臣。由是,使困難重重、矛盾百結的弘光政權更加烏煙瘴氣。面對清兵的大舉南下,未能組織有效的抵抗,終致傾覆。

馬士英誤國,這是不爭的事實,無法辯駁的。民國時,安順姚大榮先生著了一本《馬閣老洗冤錄》,為馬士英翻案。但總之沒有翻動這樁鐵案。儘管如此,對於馬士英,或是對於歷史,有兩個問題是應該澄清的。

其一,馬士英並非閹黨。世人往往因為馬阮並稱、並傳,就認為馬士英也是閹黨,這是不對的。且不說那時閹党作為一個醜惡的政治集團已經不存在了,即使閹党尚存,與其黨中個別人交往,也不該算作閹黨。誠然,推薦、重用阮大鋮,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但也不能說阮大鋮的再用完全是由於馬士英。阮大鋮不但陰鷙險狠,而且頗多才藝,能作詩,會寫劇本,還能談兵。在馬士英推薦他之前,他已與內監有勾結。後又把他寫的戲《春燈謎》和《燕子箋》搬到宮中去演,正投犬馬聲色之徒的弘光帝所好。他上江防之策,弘光還真以為他是將才。就是清流當中,對阮大鋮的看法也分成兩派。阮大鋮閒居南京時,東林、複社名士周鑣、顧杲、吳應箕、黃宗羲、侯方域等人作《留都防亂公揭》,聲討並驅逐他。而從他的詩集來看,同一時期與他宴遊唱和的詩友中,也頗有些東林中人物,如范景文、史可法、文震孟、王思任、楊補等等。他們中間有的是抗清殉難的名臣,有的是未來的遺民義士,以他們的品格,是不可能與閹黨的人交往的。曾發表宣言痛斥馬士英的王思任,認為阮大鋮在逆案中是冤枉的。這些事實說明阮大鋮的再起並非全是馬士英所為。

馬士英推薦、重用阮大鋮,有三個原因:一是報阮大鋮向周延儒推薦自己之恩。二是受了阮大鋮的矇騙,既然阮大鋮有本事使清流中的部分人同情自己,那麼馬士英也難免受矇騙。《明史》說南京淪陷後,馬、阮先後逃到嚴州總兵方國安軍中,阮大鋮依然大言不慚地談兵,方國安也真以為遇到了張子房、諸葛亮一樣的人,很高興。而馬士英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鋮,而己居惡名,頗以為恨,看來馬士英後來對薦用阮大鋮一事很後悔,同時也說明當初馬士英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阮的矇騙。三是拉班子。明末黨爭非常激烈,不擇手段。連東林黨、複社這樣的進步集團,為了實現政治理想和自己的利益,也不惜用不正當的手段,活動被《明史》列入奸臣列傳的周延儒再當首相。馬士英以一方鎮帥入主中樞。地位、聲望皆不夠,人閣時就遭到東林黨的激烈反對,即使不反對他的人,心裡也未必服氣。所以他不得不為自己拉一套人馬,湊一套班子,多才多藝而又善於談兵的朋友阮大鋮就成了難得的人選。他可能沒想到這個難得的人才,導致了他的身敗名裂。

其二,馬士英並非漢奸。有的書上說馬士英降清被殺,這也是不實之詞。《明史》記載,南京城破後,弘光帝逃往太平,不久降清,被解往北京處死。馬士英奉王母妃,以黔兵四百人為衛,走浙江。輾轉數處,後為嚴州總兵、曾任貴州大定總兵的舊友方國安收留(後阮大鋮亦至)。但方、馬擋不住清兵的攻勢,不久即敗。二人率殘兵欲投監國于福州的唐王朱聿鍵,唐王不納,又奔入太湖義軍吳易軍中,吳軍敗後為清兵俘獲,斬於軍中。馬士英在生死關頭,沒有像阮大鋮那樣搖尾乞憐、諂媚新主,而選擇了死這條路,好歹為自己保留了一點名節。雖然不能以生死論英雄,但總比做漢奸強。有些史書上說馬士英是降清後又與明軍暗通關係,才被殺的。《明史·馬士英傳》結尾也附了這種說法,聊備一說而已。如果馬士英真是投降的,清朝官修的《明史》大可不必為他掩醜。現代史家陳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說:惟士英實為弘光朝最後奮戰之一人,與阮大鋮之先附閹黨,後複降清,究大有別。此論應不失公允。

總的看來,馬士英是有一定才能的,但這點才能做地方大員尚可,主政中樞則不逮。更主要的是由於人品不佳,妄結匪類,誤用奸人,以致釀成大禍,成為罪人。

時間已過去了三百多年,今天我們回過頭去看當時那段歷史,比當時的人看得更清楚些。黃裳先生在《榆下說書·馬瑤草》中引述了夏完淳的一種觀點。夏完淳認為史道鄰(可法)清操有餘而才變不足,瑤草守已狼藉。不脫豪邁之氣;用兵將略非道鄰所長,瑤草亦非令僕之才,主張從實際情勢出發,調換一下兩人的職位。黃先生批評說,夏完淳的觀點不能說全無道理,但終是書生的迂闊之見,沒有通盤考慮到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全域,這實在並非一兩個人所能左右的。黃先生的看法很有見地。明朝自嘉靖以降,政治、經濟、軍事乃至社會生活各方面,都已腐敗至極。忠直幹臣、禦敵能將,或殺或囚或逐,士氣不振,人心渙散。清兵一入關,就勢如破竹,迅速佔領了半壁江山。連席捲中原的李闖王都沒擋住。危急關頭,弘光朝廷本應革弊興利,齊心協力。以期重振聲威,恢復河山。然而卻是沿襲弊政,把北京沒扯完的皮搬到南京繼續扯。朝臣與朝臣不和,內閣與鎮將不諧,各打各的算盤,各顧各的利益。馬、阮就不說了,東林、複社黨人多是有名節、負人望之士,但又難免帶著偏狹的黨見。先是為反對馬士英入閣,與軍方將領紛爭,後又因阮大鋮再用先後掛冠而去,使得朝中無正人,邪惡勢力恣縱肆虐。只有一個史可法,心懷大局,忍辱負重,督師揚州,而屬下的江北四鎮又不怎麼聽他指揮。軍隊多是散兵游勇,禦敵無能,爭奪地盤、掠奪百姓卻很在行。手握重兵、鎮守武漢的左良玉不顧大局、不思後果,率二十余萬人東下清君側。等等。如此一個局面,怎麼會擋得住清兵南下?馬士英本非相才,即使是諸葛亮、郭子儀在世,怕也回天無力,徒喚奈何。把弘光朝覆滅的責任全推在馬士英頭上,是欠公允的,不符合歷史事實。

馬士英已矣,現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而知道他的人,往往是憑一曲《桃花扇》。《桃花扇》是名劇,但畢竟不是歷史,劇中的馬士英亦與歷史上的馬士英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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