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祿閣論史：『哲人王』王莽的失敗---柏拉圖的理想國在中國（三）
哲人王的王莽一瞥
●王莽勤於國事忙到整夜不睡
當了十五年皇帝，被殺而身亡朝滅的王莽，絕對不是個荒淫之君，相反的，夠稱得上是個盡忠職守的皇帝了。班固在《漢書‧王莽傳中》裡指出：『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天鳳二年）。因為王莽萬事都躬親，不信任屬下，於是常常宮裡的燈火直亮到天亮，一夜都沒睡，還在從公，都還做不完。結果就是『自髓眾事，有司受成苟免』，等於幫屬下把公務辦了，屬下也懶得盡心職守，只要尸位素餐就好了。
●王莽是個書呆，認為政令只要全套頒佈了，就天下安定了。而且還『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
《漢書‧王莽傳中》：天鳳二年（公元15年，王莽即位第七年），『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所以不但常常召集公卿討論，而且還不能快速定奪，於是對於國中的民政訴訟都沒時間處理，像是縣令出缺，都沒去補，結果造成『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下屬官吏上下其手，更加貪污腐化。
●王莽失政的內容，出自於當時反叛者的口中最準確了
《漢書‧王莽傳下》：天鳳四年（公元17年，王莽即位第九年），臨淮盜起，王莽派遣使者去赦免盜賊以招降時，使者返禀王莽：盜起是因為『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也就是，王莽所頒的法律多如牛毛，簡直舉手投足都犯法。努力耕種收入，還不足以繳稅。就算閉門家中坐，又因隔壁鄰居偷鑄錢或藏銅塊而犯了連坐之法，而且還被不良官吏找麻煩想從中收賄。人民困苦，才當起了盜賊。王莽一聽，大怒而免了使者的官。而未究心想一下，自己出了什麼問題。所以若有人順其想法，而指出，這些『民驕黠當誅』，王莽就常高興地把他們升官（『莽說，輒遷之』）。一個初心為民的哲人王，到日後登了大位，反而成了把自己遠離了民眾而在象牙塔裡發號施令了。
《漢書‧王莽傳下》：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即位第十三年，滅亡前三年），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反，王況謂李焉說：「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音徵，徵火也，當為漢輔。」此事被吏告發而皆捕殺。按，王況講出了當時詬病王莽施政的大者，包括了，民田及奴婢不能買賣，通貨幣制更改頻繁，而且徵調出征匈奴等外夷及各種力役或攻打盜賊等，造成人民負擔及軍事行動，而且四夷入侵，盜賊並起。
從以上二則所透露出來的訊息，就是王莽失政，造成人民受荼毒的根本原因。
●王莽失政多年，到晚年民氣仍未叛莽
《漢書‧王莽傳下》：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即位第十三年，滅亡前三年），『初，四方皆以飢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群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亶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鬥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
即指，即便王莽失政，造成人民活不下去，挺而走險，但是都只是因為『飢寒窮愁起為盜賊』，還是希望能夠有朝一日能夠在豐年時還歸故里重新務農，所以雖然都有上萬人，只是自稱是『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之類，沒有稱王稱將軍，而且還只是自保，沒有去攻略城池的，而只是到處搶劫求生的食物（『轉掠求食』）。就算官兵攻盜賊，盜賊也不是存心和官兵作對，帶兵的長吏牧守只是在混亂打殺中身亡，盜賊『非敢欲殺之』。但是王莽到滅亡前三年，都還沒有領悟到民心並不想亂的道理。
綜合看了一下王莽的失政，再看一下近百年來的不少學者的論王莽，就可以看出其不具有史家之識，而沒有論史的資格。像是胡適，認為王莽行王田及六管是國家社會主義，但因不切實際，而致失敗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改革者』，而稱贊王莽是『大政治家』，有『魄力和手腕』，而失敗是因為『那個時代國家的組織還不夠完備，這種大計畫的干涉政策，當然不能一時收效』（胡適：《論王莽》、《再論王莽》）。這種說法也是書生之見，而非政治家之言。政治家，是處理實務，政策與執行要兩相兼顧。不是寫政論，也不是立說，寫部《論語》、諸子百家之言。王莽之蔽，就是有不務實的計畫，而且因為不務實，不切實用，又任用非人，所以也沒有執行力。但王莽也企圖要有執行力，於是嚴刑竣法，沒有好好思量其想法是不是真有可行性，其實施步驟如何，以及如何考校官僚，造成反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奸吏反而鷄毛當令箭，枉法而圖利。王莽，如果好好做個書生，像楊雄一樣寫部《法言》，或寫作一部新的《周禮》出來，空立個烏托邦，像柏拉圖一樣，《理想國》永只是一場夢，一旦實施，柏拉圖必定也是個希臘的王莽。胡適論王莽有『手腕』，如果王莽推行新政成功，那才是有『手腕』，不然，官逼民反，何來什麼『手腕』，胡適白口書生，怕不也是個政治白癡。而且既然『空想』，而且不切實際，則怎麼又會是『大政治家』，政治都搞不好了，應是政治空想家吧。
像是錢穆的《秦漢史》（1947）談王莽，也頗有缺失，其究竟亦為書生而已。他認為王莽的新朝是『舉世人心之歸向』，一如吾人前曾指出，王莽代漢是受人民及士大夫所企盼的順天應人。但又認為王莽的土地國有、廢奴諸說，見其『政治上之理想可稱高遠』。按，政治的理想是理想，但政治是實事實辦，不是空立個目標，強人民去跟從。政治思想可以高遠，但政治家不可以理想放在空想的高遠上，同時實施面十分重要，不是像王莽認為『制定則天下太平』。後世論史者，像胡適及錢穆及不少後世學者，都犯了理想與實務不分，成了書呆子。其實書呆子，從先秦儒家就可以看出，如孟子要復井田，在戰國之世，必不可行的，孟子要恢復，如果從政為君，不也是先秦的王莽了。後世多少要恢復井田，如一些宋儒張載、胡宏等都如此，不也若從政，不也是書呆治國。可說自古至今，書生害國有餘，持理念的教條治國，必致害國，此之謂。像翦伯贊的《中國史綱》（1947）也贊王莽是『政治家』，而且『從他大膽的執行改良政策表現出來』，就其學識而言，實不具備論史的資格了。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1949）則認為王莽的改制是『十足空虛的幻想』，並加人民以『極大限度的剝削』，按若以王莽施政最後的成品，一如前述當時反叛者的口述裡，的確，官逼民反，就是王莽的善意造成最後的結果，何況，還不一定是完全的善意。因為，他的四夷政策，就是政權瓦解的重要原因，因為，以中國為大，降四夷的王號及地位，而且出兵攻當時本已屬弱小，只能擾邊的匈奴，而調兵遣將，天下震動，最後，匈奴反而入侵，邊地為虛，人民思反，戰事連年，西域全叛，是正式牽動王莽的新朝天下土崩瓦解的第一因。（劉有恒，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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