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詩經『采詩』說的源頭係《國語》『問謗譽於路』及采『謠』
《國語‧晉語六》提到當趙文子行冠禮的時候，他謁見范文子。范文子對他曉之以『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於市，辨祅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其中有『問謗譽於路』一語，這是指天子要派人『問謗譽於路』，聽路人的對於天子的『謗』（批評）或『譽』（稱贊），做為天子的『戒』（警惕）。
同樣的，在《國語‧周語上》也有一段話『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蒙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意義雷同，而文內用的語句，則是『庶人傳語』，而亦為指天子要派人把庶人的『傳語』（即，流言），亦即指對於天子的批評或稱贊，做為天子的警惕。
同時，《國語》裡，亦引用了《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諌』，此三段《國語》裡引用的文義，其實都是指向了一個周朝的采言制，是派『遒人』，去『徇於路』（即，詢於路），亦即『問謗譽於路』，即『庶人傳語』，於是，十分明白，所謂的周朝，尤其指西周及東周初年的『徇於路』或『問謗譽於路』及『庶人傳語』，都是指『遒人以木鐸徇謗譽於路』，而沒有任何采詩經或采民間歌謠的意義。而且，於周代史料的《國語》裡，又指出了，所謂的獻詩，『詩』是『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即『在列者獻詩』，所謂在列者，是指在朝的各貴族大臣，亦即公卿至於列士。後來《左傳》襄公十四年（西元前558年）亦記載著『瞽為詩』，即指是由樂官寫詩的。
而在詩經的採詩上，固無民間之份。而民間的庶人，除了天子派人採他們的批評及贊美之言，作為施政參考，而沒有詩，却有采『謠』，什麼謠呢，就是《國語‧晉語六》提到的『辨祅祥於謠』，即民間謠裡講到祅祥災異之言，天子派人採民間的有關災異的謠，亦為自己施政的警惕。故周代並無天子派行人以木鐸采詩於路之說。
即如《左傳》襄公十四年（西元前558年）所記也是采『庶人謗』而己，一如《國語》，故采詩之說，完全未見周朝史料。
而在西漢初年的《大戴禮‧保傅》:『士傳民語』。到了西漢文帝時，賈山諫文帝之言裡尚且言采『庶人謗於道』（《漢書。枚路傳》《前漢紀。孝文皇帝紀上》）。
而為西漢文帝以後的人，或即劉歆所偽造的《禮記‧王制》篇裡，指出了：『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到了劉歆，就在其《與揚雄書》內所指出了：『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童謠、歌戲。』於是由劉歆及《禮記‧王制》裡，開始把漢武帝設樂府采詩的漢朝政事，托古到周代去，而生出詩經是由行人去在路上采詩采來的，於是到了東漢的班固《漢書‧藝文志》始有『故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及《漢書‧食貨志》又有『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之言，是把劉歆的話，雜揉先秦及漢初史料，混合加上自己的想像力附會出來的。周代史料裡完全沒有影子。
而反而周代史料《國語》《左傳》只指出，天子派人在民間收集的是人民對天子百官的批評或贊美之言，及民間有關災異祅祥的『謠』，並沒有派行人站在道路上采集民歌。所謂的派行人在路上采集的，正如《國語》內所說的，是『問謗譽於路』即其『『遒人以木鐸徇於路』的注解，加上采集民間的災異祅祥之『謠』，當然，此謠當然不是詩經裡的那些詩，不然，今日的詩經，應都是五行災異之歌謠詩了。故所謂詩經的『采詩說』，乃是劉歆為托古改制所作的偽史，查證周代及劉歆之前的史料，即知其源流始末。（劉有恒，取材自《天祿閣曲談》，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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