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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西漢哀帝時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漢人佛經乃偽史考———或即魚豢偽造

一、前言

《三國志‧卷三十‧倭人傳》後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戒傳》：

『臨兒國，浮屠經雲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雲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二、魚豢《魏略》本多小說家言，不足為信史

首先要說明的是，此內中的所謂西漢哀帝時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漢人佛經，在史料裡最早乃此一見，並無魏代同時代或更早的其他學者有任何類似之記載。其他類此之記載，都是魏代之後的以《魏略》所記為說或修改或增飾舖陳。至於此說之為真或假，不一定魏代史料只此一見即為偽，或竟有此一稀世史料，即可論定為真。真或偽必須予以用史料方法考證之。況且，西漢之事，竟不見於東漢班固《漢書》裡，到了魏代始有魚豢《魏略‧西戒傳》記載，則以史料論，此魚豢《魏略‧西戒傳》記載，並非第一手史料，而是後世之臆傳的野史之倫，任何西漢或東漢的史料，含《漢書》都未曾一見，不亦可疑乎。至多可以認定此為魏代的魚豢道聽塗說而筆之於史內。

此所以魚豢《魏略》多異於正史之言，而被後世喜歡異言者所推崇，如談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在諸葛亮的〈出師表〉內即有其第一手的說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故劉備三顧草廬為真，但是魚豢《魏略》卻說：『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旣畢，衆賔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備從其計，故衆遂彊。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反而說是諸葛亮自已找上門去，起先劉備還不想理會，所以裴松之引此之後，就對魚豢《魏略》極為不滿，表示：『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此外，裴松之批魚豢《魏略》所記不當之評，還不只一見於其注中。故見魚豢《魏略》內容可知，魚豢的《魏略》只是屬於裨官野史之品，像是唐代劉知幾列之於古今正史，不亦過譽乎。

魚豢《魏略》既喜以小說八卦入史，則其談西漢哀帝時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漢人佛經以此，可信度就甚令人懷疑了。必須好好加以考證，不可拿來當成寶以眩世，成了愚妄之跟班人。

三、大月氏君主於西漢哀帝尚未信佛，哪有派使者來中國授佛經？

《史記‧大宛列傳》記載，西漢武帝時，派張騫到西域要聯合大月氏，共同打擊匈奴。張騫被匈奴拘留，匈奴對張騫表示，大月氏在匈奴的北方，而後來張騫一行趁匈奴看守疏忽時，逃出前往大月氏方向，到了大宛，遊說大宛幫其仲介大月氏，大宛派人帶他們到了康居國，從康居國向大月氏探回覆，使人回返告知：『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張騫後至大月氏果無功而返。回返朝廷會報：『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於，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後，有關大月氏之史事又見於《漢書‧西域傳》，但乃約本之於《史記》之文：『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裡，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於攻破月氏，而老上單於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但並無任何與大月氏有外交來往的記載。

到了東漢，《後漢書‧班梁列傳》：

『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初（東漢章帝建初九年，西元84年），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東漢和帝，西元90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按，西元84～90年，時當貴霜王朝的閻膏珍（約西元75？～89？）。當時大月氏尚未信奉佛教，傳了一王，到了『迦膩色迦一世（在位28年，約西元127？～151？）………歸依佛法以前，所發行的貨幣，刻有希臘、波斯、印度婆羅門諸神的形象（後來始鑄造釋迦牟尼佛像的錢幣），可見西元前91至80年，大月氏從阿姆河北南遷至大夏的都城藍市城一帶時，其地原屬於東方希臘文化與印度文化混合的區域。』[1]

而《魏略‧西域傳》對於大月氏，談到：『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並屬鄯善也。戎盧國、扞彌國、渠勒國、皮穴國皆並屬於寘。罽賔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笁國皆並屬大月氏。』到了《後漢書‧西域傳》則記載：『大月氏國居藍氏城，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裡，去洛陽萬六千三百七十裡。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靡、貴霜、駙頓、都密，凡五部臓侯。後百餘歲，貴霜臓侯丘就卻攻滅四臓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雲。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臓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都未特言及大月氏與中國來往。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記大月氏遺使奉獻事：

『（太和）二年（西元229年）……十二月……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以調為親魏大月氏王。』

時貴霜王朝的君主是波調，即史上的韋蘇提婆二世（西元170？～230？），而他死後，因波斯的薩珊王朝興起而稱臣之後，即告衰微。

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2年）時的大月氏的歷史狀況：時約當貴霜王朝的胡維什卡（胡韋色迦）時代，尚在閻膏珍（約西元75？～89？）時代前八九十年前，連閻膏珍時，佛教尚不被貴霜君王信仰，則其前更受『希臘、波斯、印度婆羅門』影響，其君主尚未信奉佛教，哪可能還派使者到中國來口授佛經給中華人士呢。只要一查證貴霜王朝信仰佛教史，即知魚豢《魏略‧西戒傳》：『昔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純屬虛構。

四、偽史訂西漢哀帝『元壽元年』的用意———或即魚豢偽造此偽史料

作偽史者，行文間必有用意在。為何《魏略》裡散播的有關『昔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此段偽史會訂在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呢？由其用意即知其偽意之所出，此辨偽之要之一端。

此作偽者訂西漢哀帝元壽元年，他必讀過《漢書》，《漢書‧哀帝紀》：『二年春正月，匈奴單於、烏孫大昆彌來朝。』（又：荀悅《漢紀》『二年春正月。匈奴烏孫留珠單於、烏孫大昆彌伊秩靡來朝。伊秩靡，即公主之外孫也。單於之將朝也，上書自請。時上有疾，左右鹹言匈奴來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庫，可且勿許。單於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按，中國西北外邦的兩大邦的匈奴及烏孫的君主同時來朝見西漢哀帝，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為史書所重視。但並沒有提到那個遙遠的大月氏。

但這位作偽者，如非中華之人，應係西域僧人，讀中國的史書，見此一西漢哀帝時有此一西域的兩位君主同時朝見中國朝廷，則不如附會於當時。但當時史料並無大月氏有關的使者到中國。當然也不可以亂編大月氏的君主也來朝吧。不如就把大月氏的君主派遺的使人做為一個先鋒，時間就要訂在匈奴及烏孫見漢皇的前一年的元壽元年。故可以知，此偽史作者如非華人則必為大月氏僧人，以搶頭彩。

但是，此一作偽者編此偽史是於何時呢。按，其實也很好解答。就是在魏明帝太和二年，真正有大月氏王派人來朝之後。大月氏當時已是佛國，來使從行者應有僧人。此時，在中華的該一作偽的華人見佛國大月氏君主來朝或大月氏僧人得見祖國君主來中華的幸事，正好是宏揚佛教張大佛教傳入中國的古早的靈感的所由生。於是編出此一偽史，睹物而思偽，以張大傳佛及譯佛經之早，托古於西漢哀帝即傳佛經於中土。魚豢《魏略》記錄他的道聽塗說於西域僧人的傳言而入史料中。至於魚豢是不是作偽者呢，可能性有，而且還不小。

魚豢《魏略‧西戒傳》：『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魚豢必有查《浮屠》眾經或一經的內容。而《浮屠》眾經或一經內有復立此一人名，即所謂天竺的神人沙律。而且《浮屠》眾經或一經內還有各弟子計二十九人。魚豢《魏略‧西戒傳》此段文字是他第一人稱在講述的。所以是其聞見及見解。他知道『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也知道《浮屠經》裡的復立即沙律。故魚豢實與西域佛教來僧有交往，或即佛教信徒，故不能屏除他即是為了傳揚佛教而偽造此段偽史的作偽者。

按，後來，一些佛教徒發現此一所謂哀帝時大月氏王派使口授佛經實太虛妄了，於是改了內容，如《辨正論》改稱『秦景至月氏國，其王令太子授《浮屠經》』（《大正藏》卷五十二）。

五、評湯用彤、任繼愈及《中國佛教通史》以此偽史為真貨之論

賴永海主編的《中國佛教通史》卷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談中國早期佛教傳入史，多接受昔時湯用彤《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1938):『大月氏信佛在西漢時，佛法入華或由彼土』；及從前任繼愈《中國佛教史》(1981~1988)：『大月氏於西元前130年左右遷入大夏地區，其時大夏已信奉佛教。至西元前1世紀末，大月氏受大夏佛教文化影響，接受了佛教信仰，從而輾轉傳進中國內地，是完全可能的。』而言：『大多數學者都信其為真。……大月氏……受匈奴的壓迫而逐步西遷，約於西元前113年左右遷到大夏地區，其時大夏已經信奉佛教。因此，西元前1世紀末大月氏的某些已經接受佛教信仰的人士向中國人士傳授佛教經典,是完全可能的。』

湯用彤、任繼愈他們這些視此偽史為真的，由此可見，都是採用塗消法，塗掉自己所不願見到的史料的字眼，而斷章取用要的來談其義，魚豢《魏略‧西戒傳》全文的：『昔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被這些學者斷章取義改寫成了『昔漢哀帝，大月氏人伊存口受浮屠。』於是講西漢哀帝時，大月氏已有信佛教者，而有可能會傳入了中國來了，顯見是文不對題，故意曲解之論了。

故余之破以上之偽說，一在於證明西漢哀帝時，大月氏王根本沒有改信佛教，不可能派使來中國授經。二在於證明所謂偽史裡的哀帝『元壽元年』，是把元壽二年匈奴及烏孫王來華朝貢做為時間座標，提前一年，訂為佛經華譯東來之元年，此故意之舉，一目了然。


六、餘論

至於西漢哀帝時，若認為大月氏有信佛教者，於是傳入中國有可能。此點實從史料裡，也找不到另外一條佐證了。吾人可以推測，於東漢明帝時，楚王英信佛已記載於《後漢書》永平八年（公元65年）。則西漢哀帝時，早於楚王英六十多前年，佛教或已入中土。其入中土，當是西域絲路貿易下，由信佛的西域商旅或有心傳佛教的西域游方僧人經由絲路來華。行旅於東漢首都的洛陽落脚貿易，而行僧也落脚於洛陽，或有精舍之建立，長住久留之計，並從事於譯經。至於是不是大月氏人，未必也。于闐等佛國佛教僧徒更有可能，因為與中國交往時日久。但因為史書不載，任何西漢末或王莽時期的古籍皆未載。佛書入中華，不如佛故事之入中華早。所以東漢時張衡《西京賦》談到有『白象』、『舍利』的百戲，此即西域傳入的百戲內已有佛事的表演內容，但經書尚在其後。明帝時楚王英會信佛，必與西域來華僧人有交接，則明帝時有譯經出現或可斷言。但都不屬於此篇要辨偽的主題。（劉有恒，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