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辰冬的詩經研究談周太師尹吉甫的整理詩經版本
李辰冬先生（1907-1983），在詩經方面可說是在研究方法上為古來惟一大家，他有一研究結論，詩經全部係西周宣王時期的尹吉甫所作。其結論不是敝人所同意的，但經其嚴密的考證之下，確實，更多的詩經篇數確為出自尹吉甫之手，而不是只有在詩文內有據的『吉甫作誦』的《大雅·烝民》及《大雅‧崧高》二篇。而且，其研究的方法，及其中考據立論的科學解析精神，都是二千年中，所有古來研究詩經的古今所有學人之中，縱深度及廣角度都難望其項背的。其有關詩經的兩本大作《詩經研究》及《詩經通釋》， 1969年寫成，其研究內容之深刻精要，不只於詩經作者一層面，而實為詩經各篇的內容及所有詩經的難解習題上，其研究都有涉及到，及有有突破及啓發，足以讓所有詩經研究者汗顏。如對於民歌說也從根拔起，完全擊中自歐陽修、朱熹以來脫口秀式的未有學術水平之信口開河的證據，及對於毛詩傳箋的錯誤亦予以批駁，其研究，如，依金文及竹書紀年及詩經及史記等史料並考，而考證出詩經公案裡的召公及召伯及召虎為不同三人，而召伯實為召虎的父親，召公又為召伯開國的先祖。足以解開此詩經公案。
按，其考尹吉甫為詩經的作者，訂出座標，即出現詩經各篇裡的同一辭，即為一個座標，如東山，如南山，都確有實指，如詩經有出現的『仲氏』此一女子，李辰冬即訂其為一座標，而指向詩經各篇，凡有仲氏者，皆實指尹吉甫的妻子為仲氏。其把詩經各篇的內容，都訂出了經緯而串出了尹吉甫一人的生活愛情及事功，其中像是一些座標，如如該一仲氏，凡詩經內言仲氏的各篇都是指一人，如此一來，若果成立，則詩經的各被撕裂置放於十五國風、大小雅、頌的各篇，就被打破了，成了一人的故事了。此其方法，如果真是三百篇中，每一地名只為確只一地，或『仲氏』，確指一人，則也許必須得出，這些詩篇出自一人之手，但成也其論，敗也其論，此所以其結論不為正確，或可以說，己有不少被發現有穿鑿附會之處，如台灣蘇雪林於《詩經雜俎》一書裡，大大指出其論說中的錯失之處，不為無見。但是蘇雪林是民歌說的胡適、陸侃如的死黨，其反對李辰冬，不是為求真，只是站於民歌說反對詩經成於貴族尹吉甫而已。如談《采蘩》，蘇雪林先認定此詩為民歌說者的指為一群女工，為了要請假，找上管理的工頭『師氏』，於是以她自以為是的『師氏』指女工工頭，再反駁李辰冬不以『師氏』為女工工頭，故只見李辰冬的論證有誤處的毫毛，而不見自己立說的根本有誤。殊不見李辰冬對民歌說致命的反駁，而故意忽視不看，故只是一個民歌說的奴才而己，此吾人蓋蘇雪林（1897－1999）的棺而認定其說的本質。按，李辰冬認為國風若是人民寫的，則周朝天下，每個人民如此有學問，隨口成詩，則豈不是周朝天子仁民愛物，讓人民安居樂業飽讀書籍，學富五車，才有的人人是詩人的現象，後世即使二十世紀，也未能見到的盛世了，其論真是真是完全擊中一票古來主張民歌說，實質上是騙人而美化周朝封建統治的學者的背後的居心，無怪乎文革時，詩經被極左者，揭發是貴族文學，主張詩經是民歌者，當然都於是因為美化周朝封建制度之下人民素質高，都受了良好的教育，使周朝封建制度下人民的水平成為後世莫及的典範，都能人人出口成詩，寫出了國風，而因之都背負了反動學術的罪名了。
李辰冬先生於詩經研究上最大的貢獻，可以說，一是紮實的工夫，即，詩三百篇裡的所有用字，必須求之於先秦典籍之解，而不能用後世的說法去作為主要比附依據。此外，各詩裡用字遣辭相同處，意義往往相同；同一詩各疊同位置上的辭或字，有相近之義等等，各種於詩經的文法上的規律性必須尊重及亦為求解之鑰。所以，其於詩經各篇各字的解釋，往往較所有古今其他學者之論及釋為精確而有據。
二、由於其之比對詩經各篇，竟有如許多的文法，用辭字上的相同，他以為可說是出自尹吉甫，吾人則反而可以據以了解，詩經即使材料出之於各級貴級的獻詩，但必經周天子的太師整理過，而把各篇很多用字及文法都統一了，看來有近於出自一人之手，而尹吉甫，依後人的考證，曾任周朝的太師一職，因此，認為尹吉甫是詩經的編者之一，吾人極力同意之。即，詩經的編理過程，也是漸近的，朝廷一再把新的詩經篇章加入，而在西周末年，尹吉甫即任整理詩經的太師的職務過，因此，雖不是現今所流傳自西漢魯地出世的詩經，但在西周末的尹吉甫，曾把其前的詩經版本再改版過。而這種改版直到東周初年始告結束，係因著東周的王室衰落，詩經的改版即告結束於詩三百定型的東周初年，於吳國公子季札至魯國觀周樂，聆雅樂的詩經十五國風及大小雅及頌之雅樂樂歌之前，即已告終止而周室的最後詩經的版本出世了。至於今日所傳毛詩是否即季札所聆的版本，不一定也。於《天祿閣曲談》裡又另有論述。（劉有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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