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汝墳》是身份為貴族妻子的女詩人之詩───及釋“周南”與“召南”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毀。
雖則如毀，父母孔邇。』
按，以上是《周南》第十首的《汝墳》的全文，詩裡出現『君子』二次。按，一如1962年著《中國文學史》的余冠英先生（1906～1995）於《詩經選》裡，於其注《關睢》時即指出，所謂『窈宨淑女、君子好逑』的『君子』的意義是『君子，當時貴族階級男子的通稱』，即知，此一詩亦與貴族有關，其實，如下所考，是成於貴族之妻子之手的詩。首章四句思念出征的貴族丈夫君（『君子』），次章四句言盼望的貴族丈夫回來了，並沒有天人永隔，第三章四句則談到時局動盪，周天子（『王室』）的天下快要傾覆了，但是即便周天子快要傾覆，但還好，丈夫回來和父母終能相聚。
於是，可以由此詩看出，西漢劉向的《列女傳‧賢明傳》裡亦舉了『周南大夫』的妻子寫作此詩，指出了：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 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 麒麟不入於陷，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如果看此詩的作者的身份，是貴族的妻子，而此詩被置於周南的第十首，則漢劉向所指的如果真是出自一位周南的『大夫』（貴族）之一之妻，也是合於此詩內透顯的，作此詩的女詩人，是一位貴族的妻子。
只是，劉向發為『周南大夫』的推論，實質上，周南非另有諸侯之國名叫周南。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音初篇》所指出：『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這是最早的戰國末年的儒家在論詩經的周南與召南，指出了，是由周初的重臣的周公及召公，分別取擷的『南土』的『風』（國風）的詩章。而南土，則一如《左傳》昭公九年載周景王派詹桓伯向晉人說：『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則由《左傳》，周天子己明白界定了周朝的『南土』，就是『巴、濮、楚、鄧』，又《禮記‧樂記》也指出：『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在描寫周初宮廷樂舞《大武》演出時的樂舞表演的意義，而指出在《大武》的四成時是表演周把『南國』納入了版圖，《大武》乃御定樂舞，能有這種喻義，即表示，周人是把『南國』納入疆土，視成周朝完成了建國的大業。而由《呂氏春秋》，又可知戰國末的儒家定義《周南》是周公所親定的南土收集到的詩的版本，而《召南》是由召公所親定的南土收集到的詩的版本。此種說話未必一定是百分百事實，但這是最為近古，而最早的文字記載的，有關周南及召南的定義，及所謂『南』在何處。綜合之可以看出，所謂的『南』，是指周朝完成建國大業時，最後收服了南國而功成。而且把功勞繫於兩位輔佐大臣周公及召公身上，故以『周南』及『召南』表彰周公及召公之跡，而且依前述，可知『南』因周公及召公完成南國收入周版圖之大功，故以南國之國風分隸之二公，也是《大武》在五成時表演意喻『周公左，召公右』的具體化，把南國的國風詩，分隸二公名下，如是而己。
而如朱熹的《詩集傳》裡說：『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繫於天子也』，如此看來，亦只為其一己意見，和《禮記》《左傳》《呂氏春秋》的記載有出入。以上的《禮記》、《左傳》及《呂氏春秋》的說法近古為原始資料較具史料價值。故列女傳裡有關此詩女作者的故事，可能是先秦小說家之言，或戰國晚期儒家有作如此釋經者。
只是劉向《列女傳‧賢明傳》此一故事，並不合周朝封建制度下的史況，而只是據封建解體下的戰國時期，所以竟有大夫的出仕與否，按，以周封建制，貴族乃生來命定，沒有要不要為了奉養父母而出仕之事，也沒有可以辭職不幹貴族之事，故劉向此故事全非周代封建天下的實景。但，劉向曾任西漢晚期整理宮廷大量藏書的官職，故其《列女傳》一書，極有可能是於其整理先秦藏簡時，所做的抄錄，故許多內容其實是先秦小說家的舊說，亦具有先秦史料價值。
崔述《讀風偶識》卷一：『此乃東遷後詩，王室如毀，即指驪山亂亡之事。』或是。但若說成是周初的管蔡之亂時，不亦可乎。故此首詩的真正成詩之時，也不易考定。（劉有恒，取材自《天祿閣曲談》，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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