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敗壞共生體的古文經學『儒教』的終極誕生－乘著Youtube歌聲的翅膀 (各類音樂／崑曲／歌劇／戲曲／中國音樂史部落格)

學術敗壞共生體的古文經學『儒教』的終極誕生

究竟有沒有所謂的『儒教』？從宗教意義上來，宗教是來生主義的，儒家不講來生，在宗教意義上當然不是宗教。但在氛圍上，『儒教』還是誕生了。

雖則不是講來生一如宗教，但是，在隱含背後的意義在比類上而言。它確乎存在於古代經學的一個大塊區域下，那就是兩漢歷三國、六朝到隋唐的古文經學界，就是在一種『儒教』的氛圍下的學術區塊。

在老莊及佛教興盛的三國、六朝，『儒教』被拘陷在一個學術窄籠裡。因為，那個時代本就儒學衰微。到了唐代，五經正義的確立，經學是取士的要則，但不是安身立命，文可以不載道，世俗已變，文人以經書進身，但不必以經書為安身立命之終身職志。故唐代經學不可謂盛。到了五代戰亂，而到宋代經學面目一變，理學之起；明代又繼而心學之出。以下馴至於近世儒學一變而為考據，二變而為經世，又返乎如漢今文學之派。而惟一可以看到『儒教』之起者，就源於兩漢之古文經學之起。

為一清眉目，洗滌思慮，諸君請想一想。如基督教、天主教之聖經，有《雅歌》之篇，《雅歌》本為古以色列的所羅門王的情歌集，而到了宗教信徒手上，必解經為人民對上帝之愛，或上帝對人民的疼愛，而取代了此《雅歌》本為所羅門王咏情婦之作；吾人可以比對一下，明明《詩經‧關雎》是一篇高等貴族的情詩，但古文經學的所謂《毛詩》，就一定要像教徒對於《聖經‧雅歌》釋高等貴族的王族的君王所羅門王的情詩釋為上帝對人民之間之愛一樣，要釋為文王德化之下后妃之德感化南國之民，《毛詩》此古文經學詩經派的要把文王或周公予以宗教教主化的目的，是不言可喻的。『儒教』的誕生，就是古文經學派所造成的一種氛圍。

但看一看當時今文學派的釋《詩經‧關雎》，如魯詩、齊詩、韓詩三派，都是把此詩的來龍去脈解釋那是在西周康王時的作品，因為貴族詩人看到有一天，周康王因為迷於美色而不早朝了，於是寫此諷喻之詩，要教誡君主要愛美色有道，不要沉迷。三家詩今文學派釋詩規規矩矩，講其來歷，及現實上是什麼目的而寫的。三家詩是活在當下現實社會上來解讀此詩的。而古文經學的《毛詩》派是朝立下宗教教主周文王及周公為目的，而把詩篇朝聖經化去塗脂抹粉，歪曲史實，而向把周文王及周公迷信化及封建化為目的。其詮釋《詩經》的目的，是把《詩經》當成西方宗教的《聖經》來供奉、崇拜，不得有異議。

但事實上，《詩經》之作，是西周封建天下到東周初期封建制度解體中的幾百年間之作，由上至天子或國君公卿，下至高中下級貴族所作（按，西周到東周初的詩經時代，只有貴族能受教，平民無受教權，都是文盲，不能寫作詩篇）。因着有所感而興，故成就了這些詩篇。不是先有一個周文王或周公的德化在心，於是受了德化後，或為了伸張文王及周公之德風之下，寫出的詩篇。而古文經學家是不允許他們解讀的文王及周公德化的『儒教』思維受到質疑。必須用更多的偽言，更多的不實包裝去加工包裝。於是乎，所謂信奉『儒教』的古文經學家要創造更多的偽說來欺騙世人，以證成所謂古文經真是真命天子之傳承。

此所以鄭玄要騙世人說，《毛詩》序是子夏作。序是子夏作，那麼，《毛詩》豈不就應是《子夏詩》了。因為，如果序是子夏寫好，再經幾百年後，有毛公其人，根據子夏的序，再寫出《毛詩》豈不天方夜譚。此所以像鄭玄這些騙徒，他們講出的話，只要不是智障，詳加分析，必可以揭其偽的。

但多少後來的學人，能揭而不用腦，只用信仰，先信仰鄭玄是偉人，一如西方宗教裡的耶穌，那麼他的一言一行，全部聖徒化。他說《毛詩序》是子夏所作。日後，二千年迄今的『鄭』教狂的經學術士一律傳播此一宗教信仰，說《毛詩序》是子夏所作。……吾人舉此古文經學的偽經《毛詩》（按，《毛詩》其實是西漢成帝年間徐敖偽造的，此吾人已有專文考辨），來比對一下基督及天主教的對於《雅歌》的附會和古文經學家如徐敖及鄭玄之流對《毛詩》的附會，即知古文經學家把現實社會改良目的的儒家，塑造成一個封建思維的宗教臨界取向的『儒教』，立周文王及周公為上帝，希圖五經《聖經》化，創造出『儒教』，虛立許多不實的聖徒傳承，包括《漢書‧儒林傳》裡的古文尚書、毛詩、左傳等被當成古文經的偽傳承譜系，及古文經學家解經的不實訓詁及名物之解析。

從西漢到東漢，古文經學家們一直在設法創建『儒教』。在西漢，他們的企圖是完全失敗的。『儒教』狂們先拱出一個河間獻王，河間獻王好儒，此《史記》明言，但亦只如此而已。而古文經學家又造出了所謂河間獻王獻雅樂，或獻古文經，或獻與毛生共著的《樂記》這些實無其事的誑語，此吾人已有專文揭發了。二是劉歆偽造魯共公壞孔子壁得到《古文尚書》《逸禮》事。三是成帝年間，在朝有平當其人，助外間古文經學偽黨如張霸及徐曄等人獻偽《古文尚書》百篇及古文經學先驅王禹偽造的河間獻王雅樂。在外間此偽黨由徐敖偽造《毛詩》、王璜偽造《費氏易》；四是到王莽掌權的平帝元始年間，劉歆成立班子為王莽量身訂做，將中秘所藏的古文《周官》全面改作成《周禮》一書。

不過，劉歆雖貴為王莽國師，但是，他想立的古文尚書、逸禮及左傳在王莽時代還是不得立，因為王莽能掌權就是要靠儒生擁戴，而當時的所謂儒生，全都是後人所稱的今文學派，王莽乃政治上的務實派，早先看到劉歆為爭立古學灰頭土臉，他以鞏固政權為尚，犯不著跟著國師劉歆一頭熱，去冒大不韙。此所以即如王莽時代古文尚書、逸禮、左傳都在王莽最後有決定權之下而不得立，而更不要談《毛詩》了。因為劉歆其人其先為楚元王，楚元王家學就是魯詩一派的（《漢書》所偽稱的楚元王詩），在《七略》裡直接就挖苦《毛詩》是『自謂』（自說自話）子夏所傳，對《毛詩》深有敵意。連向王莽建議一下都不可能。故東漢中期的古文經學護偽者班固於《漢書》時謊稱古文尚書、逸禮、左傳、毛詩皆立於王莽當政的平帝時，都是欺後世俗儒的欺世之言。

東漢初年，那些原先依附於王莽的古文經學家們，於王莽滅亡後，力量集結，他們比劉歆其實看得更遠，而作偽力度更大。劉歆好古文，所以要立古文經的古文尚書、逸禮及左傳，但不屑於非古文的毛詩（按，連《漢書‧藝文志》裡毛詩都沒有古文經在列）。但就因為古文尚書及逸禮只存於中秘，不立於學官，於是王莽滅亡時的京城大亂，古文尚書及逸禮沒有講學大夫或博士及弟子傳承之下，就亡了。左傳、毛詩因為本非朝廷所獨有，王莽滅亡也不受影響。於是，王莽滅亡時，古文經學界的杜林就把當時的今文尚書拿來，依《爾雅》把古字代今字，偽造了漆書古文尚書，由友人衛宏作訓旨及《古文尚書序》；又再偽造了《毛詩》古文經版本，也由衛宏寫成了《毛詩序》；杜林亦偽造了《古文孝經》，以友人衛宏校的名義騙世而出。其他如《古論語》《古費氏易》亦是出自杜林之手，此吾人已有專文考之了。

像是許慎《說文》就不審這些所謂西漢未見的古文偽經的可疑，一概當成寶而收在《說文》裡。而班彪和古文經學的尹敏為密友，而其子班固又與尹敏為同事，班彪班固《漢書》裡的大量不實的學術偽史見於《漢書‧藝文志》《漢書‧儒林傳》裡，就是班固蓄意為造古文娙學偽史以伸張『儒教』，故漢末盧植曾上奏表彰班固是古文的功臣，究其實，班固又非經學名家，其惟一大有功於古文經學『儒教』的，就是完全塑造了一個虛無的古文經學『儒教』偽聖徒譜系，及張大於西漢實無影響力的古文經學輝煌偽史，功在古文經學『儒教』，於是乎，害慘了後世學界，大抄《漢書》談今古文經學者，鮮不受其欺騙，而淪為散播不實言論的偽『儒教』的車手。

所以謂古文經學家們都是敗壞學術之徒，不是指他們虛立偽周文王及周公的理想德化國，而是指他們為了達到讓人們信以為真的目的，而不擇手段，造出大量偽承譜系及偽聖徒出來。不過，如此一來，可以就如同漢末盧植的對班固的頌讚，要不是班固寫偽史，虛造西漢微弱的古文經學失敗史轉而為古文經學輝煌史，那麼古文經學真還沒有什麼搞頭。

而吾人再看，古文經學界在王莽當政下，一事無成，而到東漢初，原投在劉歆及王莽門下的古文經學家又生龍活虎起來，他們一是造出偽的古文經來，把不是古文的《毛詩》《費氏易》《孝經》《論語》《周官》本文之外的《周禮》其餘文字，鍍成古文經，先拿出古文的憑據出來，再對這些古文經又是序又是訓，這些東漢古文經學界的團伙，都是在東漢，有的如杜林還在王莽時十分風雲的，他們包括了杜林、衛宏、鄭興、賈徽、尹敏、班彪及第二代的如鄭興之子的鄭眾、賈徽之子的賈逵、班毝之子的班固都是此一偽造團伙分子。而後來繼之者，則是人品不佳的馬融及實多虛枉的鄭玄。

到了魏世則有皇親國戚的王肅。王肅之偽，如偽造《孔子家語》及或尚書孔安國傳等等，申馬、賈而鬥鄭玄，自是門戶內風暴。不過，在此儒家衰微，釋老轉興的三國及六朝時代，偽說及偽傳承譜又大興，今文學已倒，而古文經學於此衰微時代代興，但為了抗衡時興的釋老，更加把『儒教』無限上綱了，而偽史造的更兇，此所以像是《毛詩》還出現了兩套子夏到毛公的傳承譜系，都是出現在中原以外的東吳，一是徐整的，二是陸璣的《毛詩》偽傳承譜系。這些醉心於『儒教』（古文經學）的儒者們，對抗釋老，就是拿出更多的偽證據，以申明古文經學是古老傳承的中原宗教，不必釋老來攪局。

只不過，中原大地，於此年代，殺伐不斷，釋老更興於亂世，儒教不顥。『儒教』門面摖得再光，底掏的再深，還是敵不了佛教、道教或道家的入人心。『儒教』的企圖，西漢沒有實現，王莽時代沒有實現，東漢作足功夫，鄭玄謊話說盡，三國王肅再開謊，徐整、陸璣添偽，但戰亂讓偽漆書古文尚書都失了去，新偽本又出於江左。倒是北方偽《周禮》出頭天，開出一片氣象，此古文經學於入中原的胡人反而學了去，當做漢化的先鞭，在政治上去粧點門面去了。『儒教』至此，還是渡如今文學的現實面去了。

總結來看，古文經學家起於西漢，其發展史就是一部學術偽史製造史，及『儒教』的製造企圖，對人心而言是敗壞有餘，光明面不足。其有益於後世的，訓詁名物方面後人有贊之者，但許許多多的對於訓詁名物的解釋，只可用臆解評之。有的明顯看出其中之不足，有大量的解釋，亦只能姑妄聽之。往往，從地下文物的挖掘出來，反而可以在訓詁名物的解釋上有幫助。像鄭玄三禮之學，就是一塌糊塗，其以《周禮》為周代之禮，以《王制》為商代之禮，就已十分錯誤。《周禮》當然不是鄭玄立基上的周公致太平之書，於是其釋周代禮的訓詁名物用《周禮》去證明為周制，就十分可笑。而再以漢初《王制》的釋禮當成商代之禮，更是指鹿為馬，令人搖頭不置，如此的三禮之學，豈不可以以混賬一言蔽之了。言之鑿鑿，而盡是水中泡影。只是因為先秦史籍多數湮滅，不得已用之者其慎之，應再三斟酌而不能直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