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萬里《南詞引正》淡化《琵琶記》成《伯喈》之原因
（見劉有恒，《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第二集)》，臺北：城邦印書館，2016）
在於1961年被錢南揚及路工等人公開出來的，所謂於1957年趙萬里（1905~1980）與路工到江南訪書時，在訪來的明末張丑《真蹟日錄》第二集的抄本內，發現和其他所有己出版的張丑《真蹟日錄》不同，係夾帶了一篇名為〈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的文字，是由明代文人文徵明手抄了由曹含齋作後『敘』一篇，經吳崑麓較正的崑曲鼻祖魏良輔的親筆著作的〈南詞引正〉，由吳新雷從路工之處抄來，交由錢南揚發表時，經過當日的一些學者如蔣星煜、傅惜華、路工、吳新雷等公開附合之下，於是把該〈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文當成真品，而竟成為一甲子的定論。
在此一〈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內，其中有一條，言：
『將《伯喈》與《秋碧樂府》從頭至尾熟玩，一字不可放過。《伯喈》乃高則誠所作，秋碧姓陳氏。』
此條真正的出處，實係作偽者趙萬里抄自《新刊分類出像陶真選粹樂府紅珊》的〈凡例〉第18條：
『初學必要將南《琵琶記》、北《西廂記》從頭至尾熟讀，一字不可放過，自然有得。』
萬曆四十四年（1616）周之標的《吳歈萃雅》裡，把所收的曲侓文字題作〈吳歈萃雅曲律〉，又題作〈魏良輔曲律十八條〉，其中第9 條：『《琵琶記》，廼高則誠所作，雖出於《拜月亭》之後，然自為曲祖，詞意高古，音韻精絕，諸詞之綱領，不宜取便苟且，須從頭至尾，字字句句，須要透徹唱理，方為國工。』
而此處講《琵琶記》，『詞意高古，音韻精絕，諸詞之綱領，不宜取便苟且，須從頭至尾，字字句句，須要透徹唱理，方為國工』，被偽文〈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的真正偽造者的趙萬里抄成了：
『“中州韻”詞意高古，音韻精絕，諸詞之綱領。切不可取便苟簡，字字句句，須要唱理透徹。』
而把《吳歈萃雅》稱讚《琵琶記》『詞意高古，音韻精絕，諸詞之綱領，不宜取便苟且，須從頭至尾，字字句句，須要透徹唱理』，截掉了其頭『琵琶記』，換個頭改為稱讚『中州韻』，而不倫不類至極了。因為，像是『詞意高古，音韻精絕，諸詞之綱領，不宜取便苟且，須從頭至尾，字字句句，須要透徹唱理』，是稱讚戲劇《琵琶記》之讚詞，如今拿來稱讚一本『中州韻』的韻書，或稱讚『中州韻』此一音韻，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不知所云。就如同稱讚《辭源》、《康熙字典》是『詞意高古，音韻精絕，諸詞之綱領，不宜取便苟且，須從頭至尾，字字句句，須要透徹唱理』，能算得上是於理講的通的話嗎。作偽者的真正學問底子的不堪入目，於此解析之下，完全可以使人充份了解了；吾人亦已於前文有所論述了。
按，為何趙萬里於1957年到1960年間偽造〈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時，要把作偽用的素材的《新刊分類出像陶真選粹樂府紅珊》及《吳歈萃雅》等裡談到《琵琶記》時，改作《伯喈》或把稱頌《琵琶記》的語句，改給稱頌成中州韻的讚詞去了呢。為何趙萬里如此地淡化南曲之祖的《琵琶記》呢。
因為，這是要符合1950年代開始對《琵琶記》的評價問題了，以當日的角度來看，此一《琵琶記》就算對南戲有貢獻，也是在其主題思想上，受到了諸如『封建性的糟粕』、『封建說教戲』及不符『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等的負面評價等攻擊。而且就在趙萬里寫作偽文的1958年到1960年間，之前，於1956年及1957年所發生的事，又令趙萬里下筆成文時，不得不戰戰兢兢，以免踩到底線。
因為，在1956年4月中央提出了“對藝術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學術工作主張百家爭鳴”的方針（『雙百方針』），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指出，『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由於1950年對於中國戲劇重要里程碑的《琵琶記》的評價未定，於是1956年六七月間，由中國戲劇家協會，為貫徹 “雙百方針”，於北京發起組織了關於《琵琶記》的討論。當時『相當廣泛地邀請了首都文藝、戲劇界人士、還特邀了上海、廣州、杭州、重慶、青島、武漢等地的專家來京，舉行了較大規模的討論會』（引自《琵琶記討論專刊》一書），以近一個月的時間，展開論辯。
並於會後，由劇本月刊社編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在1956年12月出版了《琵琶記討論專刊》，於〈前記〉裡就寫出《琵琶記》『近幾年來，文學界對它的評價也很分歧；特別是戲曲界，在評價和整理這個劇本時，曾經有過許多爭論』。就像是在會上，徐朔方表示了：『這個作品沒有一個人能正面講出它的完整的思想內容，如果一定要說的話，恐怕只能說它是一個維護封建思想的內容』（如前引書），即是批判《琵琶記》宣揚封建道德的。更遑論到了文革開始，《琵琶記》被判定是宣揚儒家的反動道德和反動禮教。而到了1957年6月，又開始整風運動。在在都使同屬學術圈裡的作偽者看在眼前，於是在偽造〈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時，對於《琵琶記》這三個字，採取了改頭換面，從〈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裡消失的作法，而改稱更人民性的《伯喈》就是一法了。
按，此一構思或來自1958年嘉靖抄本《蔡伯喈》的發現。於1958年，在揭陽縣漁湖公社西寨村東南榕江河邊的一明代袁氏夫婦墓葬裡，出土了手抄《蔡伯皆》劇本兩冊。同時出土的還有《玉芙蓉》劇本三冊，後來因保管不佳，《玉芙蓉》劇本三冊及《蔡伯喈》一冊被白蟻蛀爛，在1959年春天始由揭陽縣溶江劇團自農民處收回，後交到廣東省文化局裝裱保存。但直到1960年5月29日的羊城晚報上，始由佚名由汕頭《戲曲簡訊》編寫而成而刋出〈揭陽明墓發現古劇《蔡伯喈》〉一文。按，約1959年交由廣東省文化局，則北京的文化部亦應收到了廣東省文化局的呈報了，趙萬里係文化部裡對於古藉一向最為關心及直接的窗口，此一所謂嘉靖時期的《蔡伯喈》抄本，正好用來於1960年完成定稿而做為把〈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訂為嘉靖二十六年由曹含齋寫作後敘的那個年代，《琵琶記》可以是不叫《琵琶記》，而是如出土的《蔡伯喈》三字為名。
同時，在明代天啓五年松江華亭的徐于室邀鈕氏參稽匯訂《南曲九宮正始》，後由鈕少雅清順治八年完成的《九宮正始》，將《琵琶記》稱為『元傳奇《蔡伯喈》』，也是一例。而像是戲曲史內必舉明末清初張岱的《陶菴夢憶》裡的〈嚴助廟〉一篇裡的談到上元節期的『唱《伯喈》、《荊釵》，一老者坐台下，對院本，一字脫落，群起噪之，又開場重做。越中有“全伯喈”、“全荊釵”之名起此』，則明白以《伯喈》代替了《琵琶記》的稱呼。所以，作偽者據成例《伯喈》用來淡化《琵琶記》三個字，改成《伯喈》來暗場交代了。
所以作偽者一方面在抄《新刊分類出像陶真選粹樂府紅珊》的〈凡例〉時，把《琵琶記》三個字改抄成《伯喈》，以便避諱1950年代對《琵琶記》出身的封建屬性的評擊，以《伯喈》二字來淡化《琵琶記》的不良封建性，而藉由《伯喈》二字，使人們更能憶起《琵琶記》原是出於元傳奇《蔡伯喈》，或更早一點在南宋南戲初起時是被取名為《趙貞女蔡二郎》的，於是更富人民性及草根性了。
而且把《吳歈萃雅》的〈魏良輔曲律十八條〉，其中第9 條：『《琵琶記》，廼高則誠所作，雖出於《拜月亭》之後，然自為曲祖，詞意高古，音韻精絕，諸詞之綱領，不宜取便苟且，須從頭至尾，字字句句，須要透徹唱理，方為國工』的《琵琶記》三個字換掉，改成『中州韻』，而改頭換面成了〈婁江尚泉魏良輔南詞引正〉內的：
『“中州韻”詞意高古，音韻精絕，諸詞之綱領。切不可取便苟簡，字字句句，須要唱理透徹。』
於是不倫不類至極，其原因，就是斬了《琵琶記》的首，而換個假頭『中州韻』三字而致文章的文義至為不通了。
（劉有恒：《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第二集)》，臺北：城邦印書館，2016）
留言列表
{{ article.tit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