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劉歆偽造魯恭王壞孔子宅及孔安國獻書事
一、魯恭王壞孔子宅出自劉歆語
東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裡談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其出處實禀於劉歆的《移書讓太常博士》：『……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癏，士君子之所嗟痛也。……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按，劉歆在《移書讓太常博士》裡，只說得到的古文包含了『《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而到了後來或經班固之有改編過的劉歆的《七略》的《漢書‧藝文志》則又成了發現了『《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按，當劉歆行文斥責太常博士的《移書讓太常博士》所言，魯恭王壞孔子宅時，發現了『《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是其掌秘府圖書，於是校書其中，是可以見到外界未見的皇家珍藏圖書的權力，故其出口所說是否屬實，外人無從得知真相，自可任其個人曲與委說。
而劉歆的《移書讓太常博士》的寫作時間，依《漢書‧楚元王傳》，則是由『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恭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而起。
劉歆在《移書讓太常博士》裡，只說得古文包含了『《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在班固《漢書‧藝文志》則又成了發現了『《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東漢而與班固約同時的以疾虛妄為己任的王充，則在《論衡‧佚文篇》指出：『孝武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絃歌，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又在《案書篇》裡指『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這些言論實更加油添醋，更為虛妄了，把《左傳》也包括了進去。而更稍晚的許慎在《說文解字‧敘》裡說：『壁中書丈，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是把《左傳》包括進去了，成了王允的流亞了。
二、《漢書》記魯恭王壞孔子宅事件於《史記》成書後的『武帝末』的不正確
按，司馬遷《史記》的《魯恭王世家》，並未載壞孔子宅發現古文經一事，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又是他自己於文中指出，是依據劉歆的《七略》而『今刪其要，以備篇籍』抄來的。於是清未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主張於是都是劉歆此人偽造了包括《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周官》《費氏易》《左氏春秋》等在內的古籍，並且認為『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
按，《史記‧魯恭王世家》：『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王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依《史記》，魯恭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並未有記載此一重大學術發現事件。如果真有此一事件，司馬遷怎會不振筆疾書呢。而且魯恭王早死於《漢書‧藝文志》所說的『武帝末』之前，如何能去壞孔子宅。如果只是一比對《移書讓太常博士》，即比對出《漢書‧藝文志》記事跳躍式，遺掉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內所說的『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而並非魯恭王於漢武帝末年才去壞孔子宅，故有關紀事似應以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內容為正，不可聽信班固《漢書‧藝文志》的記載。此一壞孔子宅，依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似應並非發生於『武帝末』，而乃是『遭巫蠱倉卒之難』之前。而史家班固記事囫圇吞棗而致記載失實，其『武帝末』的『末』應改正為『時』。
但是，是耶，非耶。此一學術重大發現事件如果為真，為何司馬遷沒有記載。而且如果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所說是實，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而司馬遷的《史記》正是紀史至武帝天漢年間，如果天漢年間之前，果有『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的學術發現重大成果，而且獻於武帝，必藏於太史令可見的秘府，即《史記‧太史公自序》裡所說的太史令所掌管的『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秘府），則司馬遷何以不知而未記載於《史記》內。故劉歆以其掌秘府之職，而在後世隨意向眾儒宣佈武帝年間，在司馬遷《史記》寫作年代時曾有發生魯恭王壞孔子宅事，事關司馬遷欣佩的孔子，却未記載，則又何說。
更足以明劉歆說魯恭王壞孔子宅的虛妄的，就是在於司馬遷曾親自到孔子家鄉去探訪，還見當地儒生習禮不綴，大大致上贙美。如果真有魯恭王壞孔子宅此一有辱斯文的學術大事件，司馬遷怎會毫不知情，當地人豈不會傳此軼事入於司馬遷之耳。但何以如此不可思議，而司馬遷在《史記》裡毫無提起分毫。於是見班固據劉歆《七略》而成的《漢書‧藝文志》裡把此事虛構成『武帝末』的微言大義了。不就是如果繫年於武帝末，『天漢』年間稍前，則其時司馬遷的《史記》大致完成。魯恭王壞孔子宅繫年於此，《史記》不記載，俗儒不究其實，光看文字抄書成習，不去推敲魯恭王生卒的不合者，就一定皆唯唯諾諾，以為此事發生時《史記》當然不記載了。
三、劉歆的《移書讓太常博士》內容荒誔離奇，滿篇謊話十足
～～死了30年，屍骨已寒的孔安國竟可以獻書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其家逸書，得十餘篇。』孔安國的實際生卒年不詳，《史記‧孔子世家》言：『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近人王國維考其死於元光、元朔之間（前134~123年）。司馬遷成《史記》時，孔安國早已逝，同時孔安國是如司馬遷所云『早卒』，享壽很短。而司馬遷尚記載到其孫輩的孔驩，則亦與其孫輩同時代人。但是孔安國是申公的弟子，而《史記‧儒林傳》說：『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而申公死於漢武帝時，『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而此廢明堂事，依《史記‧孝武本記》，繫於武帝元年：『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
竇太后死於建元六年（前135），而申公亦應逝於竇太后去世前後。而孔安國的其家有《古文尚書》的『逸書』，明載於《史記‧儒林傳》，而且是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而且依其行年，如前所述，亦未能活到即位五十四年的漢武帝的『末年』，而依劉歆的《移書讓太常博士》：『……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則孔安國獻書，是在漢武帝的天漢元年到四年之間，即公元前100到97年之間了，即漢武帝即位後四十年左右了。但如此一來，和王國維所考的孔安國早已卒於前134~123年，而故知劉歆的《移書讓太常博士》：講『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又是神話怪談，謊話連篇。死了30 年，屍骨已寒的孔安國竟可以獻書，如此一看，劉歆的《移書讓太常博士》內容荒誔離奇，滿篇謊話十足了。
獻書一事又不見於《史記》，《史記‧儒林傳》只說：『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其家逸書，得十餘篇。』不必魯恭王去壞孔子宅，孔氏子孫的孔安國自有『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的《古文尚書》，不過孔安國早已用今文去讀之了，即已解成今文之經了。
四、探索劉歆說謊的目的——為立《逸禮》及《古文尚書》於學官而盛言聳聽
魯恭王沒有去壞孔子宅，而劉歆偏偏如是說。凡是任何虛話連篇，必有不可告人之目的。也就是，此一非實之說，出之於劉歆之口，劉歆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為此偽說。吾人一比對《史記》與劉歆的《移書讓太常博士》的內容，即知，劉歆是為『《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找個出處，假托給孔安國所獻，並假托孔安國所獻書的來源，是來自於魯恭王壞孔子宅時，所獲見，於是綱舉而目張；而劉歆的居心及目的也就看出來了。
此魯恭王壞孔子宅之事既不見司馬遷書之於《史記》，只出於後世劉歆之口，故此事純屬虛妄。而孔安國又死於劉歆偽稱其獻書於武帝天漢年間的三十年以前，屍骨早寒，如何能獻書，則劉歆所說，孔安國獻了『《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又係偽說。也就可以看出，既然孔安國沒有劉歆所說，在天漢年間獻書一事，故可知其所謂『《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的來路就不明了。
此一來路的不明，如果要是推論就是劉歆偽造了『《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或也過當。劉歆掌秘府，聲稱他見了孔安國所獻，出於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的『《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其真相茲推敲於下。
（一）古文尚書十六篇
按，依《史記‧儒林列傳》，有關今文尚書，始於伏生，『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后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在此傳文裡，司馬遷敘述了今文尚書於直到武帝末年前的傳承。並連同孔安國有《古文尚書》『十餘篇』一事敘述下文：
『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史記》內所說，孔安國還以其《古文尚書》而『起其家』，即，孔安國因擁有古文尚書，則他雖是伏生的弟子，受了今文尚書，但又以今文講授家藏古文尚書，故兼通今古文尚書，而且因講授古文尚書不綴而聞名且有傳承。則孔安國的十多篇的《古文尚書》就在民間流傳，不必出於劉歆所掌的秘府內。而《漢書‧儒林傳》記述了孔安國的古文尚書傳承時說：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而末於『贊曰』時指出：『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按，班固此傳裡，以司馬遷向孔安國學古文尚書，其論據是從《史記》多篇內容有出自古文尚書，於是想當然耳。因為，依《史記‧太史公自序》只云他自已『年十歲則誦古文』，未說自已向孔安國問故，這只是班固自已推想之辭，真實未必。而孔安國的古文尚書，依班固此傳，當傳於膠東庸生，而膠東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但後云後世出現張霸的假尚書百篇，不合於『中書』(秘府)的藏本，按，當指的是秘府所藏的今古文尚書，則當日流行的『百兩篇』的古今文尚書合體版，乃是張霸偽書。於是劉歆端出了所謂在秘府內的『《書》十六篇』的秘府古文尚書版本來了。
則如依分析《漢書‧儒林列傳》可知，當劉歆以《移書讓太常博士》時，天下的古文尚書的版本混亂，劉歆於是號稱其擁有的即孔安國所獻，出自於魯恭王壞孔子宅時的正宗惟一獨家古文尚書秘本是也。當然，是否就因此全出於劉歆偽造，此應屬過甚其辭，但是，劉歆欲立學官的標準本的秘府的古文尚書十六篇，應即隨劉歆之意，想改就改，而以秘府本為號，以堵天下之口，也是水到渠成，不費吹灰之力，想偽就偽，思毫不會漏饀。
而且，其實，依吾人另文所考，此又與另一椿造偽的學術公案，即《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者多從而遊』有關。此事又偽，如另文所考。而與所謂河間獻王版本的『古文尚書』又有關，當是劉歆揉孔安國及河間獻王版的古文尚書及已塗改後的私意的版本。因為，《史記‧五宗世家》只言：『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閒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子恭王不害立。』完全沒有關於河間獻王有『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的記載。而河間獻王也是司馬遷同時代而稍早，其有如此的學術上的豐功偉業，以看重學術的司馬遷其人，又為何不知而不記載呢。甚至劉歆在《移書讓太常博士》內也未提及分毫呢。可知班固之《漢書》所記的傳聞失實，路邊小道之言不考信而亂載。班固不為良史，而《漢書》也不為信史。學者要引用務必要斟酌再三，以免造成學術失誤。
《漢書‧儒林傳》末於『贊曰』時指出：『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知雖太常博士反對，但終於，還是在平帝時，立『古文尚書』，而其標準本，當然就是劉歆掏出來的其可隨意塗改之後的『書十六篇』了。
（二）逸禮三十九篇
禮，依《史記‧儒林列傳》知在漢初凋零甚，而司馬遷所記，只有寥寥以下之言：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也就是漢初只有《士禮》。而對禮的版本，無有寸言。而《漢書‧儒林傳》則言：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柏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而《漢書‧藝文志》亦言：『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帝，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也就是禮到了《漢書‧儒林傳》大、小戴及《漢書‧藝文志》加一慶普才真正成學術而立於學官，而這些都是司馬遷死後，到了西漢中晚期的事了。於是可以為所謂的禮經的造偽留出了空間。於是，遂有如前述偽托河間獻王的古文版的『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的記載之所本了。
而於是劉歆拿出了所謂孔安國所獻，出於魯恭王壞孔子宅時所得的『《逸禮》有三十九篇』，要立學官，以其版本為學問之本。果爾，雖一時被太常博士所阻，但一如《漢書‧儒林傳》末於『贊曰』時指出：『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知雖太常博士反對，但終於，還是在平帝時，立『逸禮』，而其標準本，當然就是劉歆掏出來的其可隨意塗改之後的『《逸禮》有三十九篇』了。
而劉歆於《七略》（《漢書‧藝文志》）裡所列的禮類有『《禮古經》五十六卷』，而所謂《禮古經》，於《七略》（《漢書‧藝文志》）裡，又謂『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其說出於『孔氏』，就是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裡所說的孔安國獻出，而再加上了出於『淹中』，又與其《移書讓太常博士》自相抵牾。而『淹中』又是何謂，後世只有東漢未年的蘇林在注裡猜是『里名也』，而無佐證。
而六朝梁的阮孝緒《七錄》指出：『古經出魯淹中，皆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五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傳其書，得十七篇，鄭注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的《史記‧儒林傳》引）。按，此阮孝緒的文字，似有混淆處，他以今之《儀禮》十七篇為出自古文禮，即劉歆所說的『《禮古經》五十六卷』內。但今本《儀禮》哪有『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如『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屬實，則所謂『周宗伯』不就是《周禮‧春官宗伯》一章的內容了。但今之《儀禮》內容分明無干《周禮‧春官宗伯》內容，則阮孝緒之言未可信。而且又謂『博士傳其書，得十七篇，鄭注之《儀禮》』，豈不正好在指鄭玄版的《周禮》又揉和了《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及《周官傳》四篇而成的。
到了《釋文•敘錄》引鄭《六藝論》的『後得孔氏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及《後漢書•儒林傳》更謂『孔安國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更是捕風捉影，失實過甚。故知，古代史料內的錯謬實不少，如不加斟別考校，論學時若光是一概文抄，豈不學術論著盡成虛言誑語了。
五、小結
魯恭王壞孔子宅一事，劉歆的虛構；孔安國獻書事，亦劉歆的虛構。劉歆在哀帝初年的《移書讓太常博士》裡，虛構此二事，就在於為了推動把『《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立為學官，設立博士及弟子員，正式傳授，列為國家學科的一門。於是托古，把此《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神乎其言，全部當成孔子宅中的故物，因此托孔子以張大此二門學問的有根有底，都是儒家孔子的正字標記。但此劉歆立推的秘府版本的《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就可以由劉歆及其友好的王莽從中改動內容，以行『制禮』之實，為後日奪權行托古改制為張本。而又由阮孝《七錄》裡的說明所謂『古經出魯淹中，皆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五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傳其書，得十七篇，鄭注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如其真見劉歆《七略》裡的《禮古經》五十六篇而為此論，則知所謂《禮古經》都是談『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不就都是在今日通行的東漢鄭玄注的《周禮‧春官宗伯》篇的內容了嗎。則所謂《禮古經》五十六篇，不就是王莽與劉歆合謀托古『制禮』的成品嗎，而劉歆《七略》裡所說的《周官經》和今本《周禮》必不同。今本《周禮》不就是《周官經》及《禮古經》及《竇公》篇（按，另有《竇公》篇等，詳筆者另文所考）等所合成的嗎。而其始作偽者，劉歆及習禮經的未發跡時的王莽，而成者就是東漢的儒者，尤其集大成的鄭玄，於是傳於今之定本《周禮》就戴着周公致太平之書的假面，而內容物就是六國時所出現的《周官經》加上漢初可能出現於文景時代的《竇公》篇及西漢末劉歆及王莽偽造及綜合而成的《禮古經》，含號為《逸禮》三十九篇，再加上劉歆及王莽版的《士禮》十七篇，合而成《禮古經》五十六篇。日後又由東漢儒者含鄭玄合成，而成為《周禮》的一部份內容。（劉有恒，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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