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萬曆新歲』非指『萬曆元年』
依吾人所見的文獻內可考見的，最早犯此一把『萬曆新歲』望文生義，而想成是『萬曆元年』的想當然耳的錯誤的，是1943年由日本文求堂書局出版的傅惜華之兄傅芸子（1902~1948）的《白川集》，在其中的〈內閣文庫讀曲續記〉一文內，以《詞林一枝》及《八能奏錦》內的「萬曆新歲」釋為「萬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而首開其端。
有文獻可考的，最早發現此一中國學術界數十年的錯誤的，是荷蘭漢學家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1920～2002），於戲曲方面於閩南戲曲研究用力甚勤，而亦有《中國戲劇源於宗教儀典考》（《中國文學論著譯叢》（下），台北：學生書局，1984）等著述。於1992年出版其力作《明刊閩南戲曲弦管選本三種》（臺北：南天書局），在其中的〈古代閩南戲曲與弦管〉一文裡就指出了：『趙景深……《曲論初探》，上海1980，頁149-171……將《詞林一枝》末頁中的「萬曆新歲」一詞誤解為萬曆元年（1573），這是一個常見的嚴重錯誤。……此選本的出版時間可能起碼要比萬曆元年晚上三十年。』
而吾人於〈談「萬曆新歲」非指萬曆元年〉（筆者：《崑曲史料與聲腔格律考略》，台北：城邦印書館，2015）亦有提及黃龍祥〈中醫古籍版本鑒定常見問題例說〉（《文獻》，1998年第2期）己指出：『筆者在考察明代版刻時，發現明代建陽坊刻本，特別是熊沖字種德堂刻本，其牌記多題作“萬曆新歲谷旦熊沖宇梓”，或“萬曆新歲春月谷旦熊沖宇梓”例如：《新刊太醫院校正圖注指南王叔和脈訣》四卷、《新刊太醫院校正圖注指南八十一難經》四卷、《歷朝紀要綱鑒》二十卷、《鼎鐫洪武元韻勘正補訂經書切字海篇玉鑒》二十卷等。所謂“萬曆新歲穀旦”，或“萬曆新歲春月穀旦”義指：萬曆年問新春吉日，並不是一個確定的年月日。而現代不少書目，甚至是很有影響的書目如《北京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中國科學院館藏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版刻綜錄》等；多將熊沖宇種德堂這類刊本著錄為“萬曆元年熊沖宇刻本”，顯然是將原書房記中“萬曆新歲’誤解為“萬曆元年”、“萬曆初元”或“萬曆改元”。今人論文中也每見有將帶有“萬曆新歲○○○梓”牌記刊本誤定為萬曆元年刊本者，可見此誤帶有相當大的普遍性。其實，要弄清“萬曆新歲”之義並不太難，因為上述諸書刊刻者告白款識中已可見有萬曆元年之後的紀年，如上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書《歷朝紀要綱鑒》一書，王重民先生記此書卷末有“萬曆新歲春月谷旦熊沖宇樣”牌記，卷前書名頁另有熊沖宇告白曰：“《綱鑒》一書，坊間混到多矣。……四方君子買者玉石辨焉；請認種德堂口口。萬曆壬子歲秋月谷旦熊沖宇謹白。”則此書到于萬曆四十年明矣。又建陽書林鄭氏宗文堂刻徐風《針灸大全》，書末也有“萬曆新歲谷旦鄭繼華梓”牌記，而卷首所載太醫院醫官龔雲林序末記年為“萬曆壬寅春月穀旦”，則此書刊刻年代不早於萬曆三十年。類似例證還可以舉出一些。即使知見不廣，不明“萬曆新歲”之義，只要隨手翻檢《辭源》一類的常用工具書，也不致於屢出此誤。上述所舉書目名著所以致誤者，實乃其編纂方式之未密所致也。《北京圖書館館藏善本書目》對於前述二處書的著錄，一作“明種德堂熊沖宇刻本”一作“明萬曆元年熊沖宇刻本”，顯然出自不同人之手。建陽書林除了熊沖宇種德堂外，鄭氏宗文堂、劉氏喬山堂、楊氏四知館等刻書也多有這類牌記。此等書坊刻書牌記中所以喜用“萬曆新歲穀旦”者，蓋取吉利之義也』，而筆者此文亦有所申論了。
而另於，2013年第3期《圖書館雜誌》內，有王宇先生的〈稀見善本《戰國策狐白》考證〉一文，指出了，瀋陽師範大學圖書館現藏明刻本《鼎鐫金陵三元合評選注戰國策狐白》四卷，該書為湯賓尹精遴，朱之蕃詳注，龔三益摭評，萬曆新歲自新齋餘紹崖出版。內容為戰國策史文161篇及評注。此刻本目前在國內外未見有著錄或存藏，為珍稀版本，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與版本價值。在四卷末有長方形荷葉蓮花牌記，鑴“萬曆新歲孟秋月自新齋余紹崖梓”。王宇考證於下：
『我館外請專家將此書出版年鑑定為1573年出版，認為“萬曆新歲”等於“萬曆元年”恐難坐實。其疑點在於：一、書作者湯賓尹於隆慶三年（1567）出生，此書如是萬曆元年（1573）出版，那時候湯賓尹才6歲，恐難出書。朱之蕃是嘉靖丁巳年（1557）年出生，到萬曆元年16歲，恐難能詳註《戰國策》。二、此書明確冠名“三元”，即“會元、狀元、解元”，分別指湯賓尹、朱之蕃、龔三益三人。湯賓尹是萬曆二十三年（1595）奪會試第一名（會元）。朱之蕃是萬曆二十三年會試後參加殿試，取得殿試第一名（狀元）。龔三益是萬曆二十三年（1594）鄉試取得第一名（解元）。只有取得“三元”，才可以冠名“三元”。三、此書還注明是“後學豪卿父、沝世選滙編”，林世選是湯賓尹的學生，湯賓尹的學生能編書，時間肯定不在萬曆元年（1573）。四、出版此書之後，湯賓尹接着出了“狐白”系列。即《新鍥湯會元精選評釋國語狐白》四卷。萬曆二十四年（1596）余氏自新齋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河南省圖書館、日本佐野文庫存藏）。《鼎鐫金陵三元合選評注史記狐白》六卷，萬曆二十八年（1600）書林余氏自新齋刻本（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陝西省博物館、日本文教大越谷存藏）。《鼎鐫金陵湯會元評釋漢書狐白》三卷，萬曆三十六年（1608）書林余紹崖刻本（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存藏）。《湯會元遴選百家評林左傳狐白》四卷，亦余紹崖自新齋刋本（2008年北京保利古籍春拍專場）。可見，此書是湯賓尹選評“狐白”系列書的第一種。五、如果”萬曆新歲”就是“萬曆元年（1573）”的話，那麼此書的“三元”就可能是假托名人，雖然假托在明代常見，但出版商怎麼也不可能提前20餘年預見這幾個人假托得如此正確？
基於上述，筆者認為此書不是萬曆元年（1573）出版，“萬曆新歲”並不等於“萬曆元年”或“萬曆初年”的意思。“萬曆新歲”是指萬曆某一年新春的意思。因此，我們認為《鼎鐫金陵三元合評選注戰國策狐白》四卷的出版時間應在萬曆二十三年至四十三年（1595~1615）之間。』
由是可以看出，此一誤判，對於中國戲曲學界的不少著作，由於有頭有臉的已故戲曲學者涉及明代戲曲含萬曆年的論著全部都犯此錯，而無一倖免，因此，已故所有戲曲學者的著作的涉及明代戲曲含萬曆年的不準度百分百，雖在世幾乎百分之九十九戲曲學界研究者，幾全都犯此誤，而以致於全部的此類學術著作都甚至論點至於全不成立。但因為氣息尚存，就有聲明昔日的錯誤而重頭再寫的回頭路。豈不比起過往己逝的學者被蓋棺論定其著作等同草芥，豈不甚為有幸了。（劉有恒，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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