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辰冬先生談文學欣賞、鑑賞及批評之文摘（之一）：《詩經研究方法論》（1976）
『我們治學，以前都是權威領導；而權威領導是暗中摸索，假如你所認為的權威人物錯了，也就永遠錯下去。科學方法是法則領導；法則領導是高瞻遠矚，時時刻刻以第一手資料為依據，以原理法則為先導，這樣就容易發現真理』（《序》）
『文學作品是情感的表現，所以必須追尋出每篇作品的情感，才能真正了解這篇作品，而每字、每句、每章都為表現這種情感而設，假如找不出情感之所在，每字、每句、每章就失掉了對象』（《詩經研究方法論》）
『文學作品是以形象的文字來表現，所以解釋一句詩時，不僅注意其意義，最重要的還要解釋出其形象』（同上）
『王維的詩是詩中有畫，實際上，一切的好詩，其中都有畫。一定要解釋出這種畫面來，才算真正了解了這首詩』（同上）
『不能象漢儒那樣的章句式，自己懂的就解釋，不慬的就不解釋；也不能像宋儒那樣，只解義理而不注重字句。更不得蹦蹦跳跳，不顧字與字、句與句、章與章的連貫。』（同上）
『凡是增字增義的解釋，都是自己也不了解時的胡亂應付』（同上）
『不得引他人的解釋作解釋，更不得引他人的解釋作定論』（同上）
『全面的知才是真知；只有全面知道了才能知道細枝末節，因為全面的了解是建築在細枝末節的了解上。假如有例外，亦必求其例外的原因，一點不能馬虎；往往馬虎一個字，而這個字可能正是詩義的最重要關鍵』（同上）
『如遇文物制度上的名稱，必須以周時的文物制度來解釋，不得以後世衍生的意義作解釋』（同上）
『打破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迷信。。。。很容易領導我們一部書還沒有讀完，或一部書還沒有看懂，就抓著一點來假設、來求證，最後也不知道自己得的結論正確與否』（同上）
『虛心若谷，不騙不傲的態度，。。可是人們所要求於學者的不是他的態度而是他的正確結果』（同上）
『所謂權威領導，就是在解決一個問題時，先引一種權威學者的學說，如若認為對，就照着這樣講下來，如認不對，再引第二、第三、第四一直引到無窮盡，把自己知道的都引遍了，然後加個按語，就算是問題解決了。。。這種辨法，本來是不懂科學方法時無辦法中的辦法，但要認為這就叫作學問，大錯而特錯。作學問的目的在解決問題，不在誇耀自己的學問廣、知道多』（同上）
『我們的國學研究，實在像瞎子摸象，這個摸到象鼻認為是象，那個摸到象牙也認為是象，只要摸到一部分就都認為是象。永無休止地在摸，也永無休止在認為這就是作學問。』（同上）
『考據學是清儒與現今學治學的最佳武器，使他們在學術上留下輝煌的成就；但是他們所作的都是點。倘若不能將點連成線，線連成面，面組合成段，段組合成整體，他們的成就到底有多大價值還是問題』（同上）
『我國歷史太久遠了，同一地名、同一人名、同一樣事不知有多少，加以文字語言意義的變遷，任何人只據着一點就可找出許多證據來證明，簡直無法判斷誰是誰非，以致造成現在學術上的混亂局面』（同上）
『我國學術界有一句口頭禪，就是真理愈辯愈明，實際上，這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話。因為凡是起爭論的問題，就由雙方都看不到全面而只據一點來立論，假如無法知道全面，只有永遠爭辯下去，誰是誰非不得而知』（同上）
『運用科學方法後，我們知道。。。。風格是統一的，聲韻是統一的，詩句是統一的，無往而不統一，因而發現三百篇是一個人的手筆』（同上）
『三百篇假如分為十五國風、二雅、三頌，那末，聲韻怎會一致呢？這是以前研究詩經的學者無法解決的問題，所以高本漢在《詩經注釋‧序言》說：“那些詩都是非常精熟的作品，節律分明，用韻嚴格而一致，並且常有雕琢的上層階級的用語，使人完全不能相信，那是無知的農民們隨口唱出來的”。確是真知灼見』（《尹吉甫的生平事跡與詩經》）
『漢儒重章句，宋儒重理學，清儒重零星的考據，都不能從廣大精微處而得出原理法則，所以詩經的問題永遠不能解決』（《試以法則來解釋『氓』篇》）
『寫《詩序》的人根本不看詩的本身，只是聽前人怎麼講他就怎麼講，詩義是不是如此，他就不管了』（《釋詩『七月』》）
『學術史上有三個階段：一是耳的時代。這時候的人只是用耳朶去聽，只要是權威人物說的都相信。二是眼的時代。這時候的人對耳朶所聽的往往起了懷疑，於是用眼睛去看，凡是眼睛所證實的就相信。三是手的時代，也就是現代。既不相信耳，也不相信眼，一切事物都要經過實際的分析，實驗的解剖，裏裏外外，面對事實，經過證實後才能相信。』（《談詩經的作者問題》）
『文學批評建築在文學欣賞上，文學欣賞又建築在文學研究上。絕不是把一篇文章或一部書讀它幾遍，就可以執筆為批評。欣賞與了解不同；了解僅是字面意義的了解，而欣賞就要透過字句與作者的情感起共鳴。作者是用最恰當的字句來表現他的情感，我們就得從作品的一字一句來追尋作者的情感，就是批評家的任務。可是從作品的一字一句來追尋作者的情感就需要各色各樣的研究方法，絕不是僅憑主觀就能得到的。』（《從『蓼莪』篇談文學批評》）
『朱熹說：讀《詩經》，就像讀唐詩，讀它幾十遍，自然就可以了解。不是的，唐宋兩代相連，文物制度差不多，唐人的詩，宋人多讀幾遍可以了解；周朝的文物制度與後世大不相合，文字雖是相同，而意義大有變化，如果不能回到周朝的文物制度、語言文字來解釋《詩經》，不要說讀幾十遍，即令讀幾萬遍也無法了解』（《從『蓼莪』篇談文學批評》）
『我無意批評別人，更無意與別人爭一日之長短』（《從『蓼莪』篇談文學批評》）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是一塊荒地』（《從『蓼莪』篇談文學批評》）
『作歷史的研究正是為鑑賞，而不是為研究而研究』（《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文學是情感的表現，任何研究方法都是為追尋作者的情感而設。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宗教的、道德的、教育的、家庭的、友朋的、文化的、地理的、風俗的、心理的、心理分析的等等方法，都在尋求作者情感的來源；而文法的、修辭的、文體的、韻律的、意象的等等方法都在尋求作者用怎樣的技巧來把他的情感表現出來。這樣就四海歸一，萬變不離其宗，不會再各有所見，也各有所偏。』（《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文字的意義解釋清楚後，現在再作鑑賞的工作。鑑賞與欣賞稍有不同。欣賞是讀者與作者的情感溝通，讀者站在作者的立場，欣賞他文字意境之美，不帶批評意味。鑑賞、除欣賞外，還要加以批評。所以我說，文學批評建築在文學欣賞上，而文學欣賞則又建築在文學研究上。研究的目的就在順着作品的一字一句追尋出作者的心靈，然後再站在作者的心靈上解釋作品的一字一句。真正了解作品，真正知道了作者的心靈，然後再站在作者的心靈上解釋作品的一字一句。真正了解作品，真正知道了作者的心靈，然後才可以談批評。看看他的思想正確與否，情感真摯與否，運用文字的技巧成熟與否，這樣，才是真正做作品與作者批評，這樣的批評才與人心世道有關；否則，都是隔靴搔癢，主觀的而非客觀的』（《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講詩而不看詩，這是我國批評《詩經》的一貫方式。。。只是拈出篇中一二個字在那裡大發囈語罷了』（《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研究一首詩，一定要求出作品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與感情背景這五種要素，才能真正了解這首詩。了解之後，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場上來欣賞，欣賞時才知道那一個字為什麼這樣用，那一句詩為何這樣構造，以及他用什麼體裁把他的情感表現出來，表現的恰當不恰當。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在解釋作品，批評是次要的。可是自從有文學批評以來，都是主觀地來批評好壞，如曹丕的《典論‧論文》，就是這種態度。甚而從古代作品裡歸納些法則，強迫加在其他作家身上，如希臘的亞里斯多德，我國的劉勰。』（《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有一位朋友想研究杜甫，他把《新唐書》、《舊唐書》、《唐會要》等各書找來，可是發現不出與杜甫有關的史料。假如他從杜甫作品的一字一句作起點，依據杜甫所提到的地名、人名、史事、社會制度，風俗人情，那麼，《新唐書》、《舊唐書》、《唐會要》等等有關的書籍都有莫大的用處，也真正發現杜甫的歷史背景了。』（《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研究《詩經》，假如不從周時的文物制度着手，永遠無法了解』（《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研究《詩經》，不從作者着手，是永遠無法了解的』（《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作者對作品了解的重要。沒有作者絕對不會有作品，作品是作者心靈的表現。了解作者愈深，對他的作品了解也愈深；可是古今中外，幾千年來研究作品的人偏偏就不注重作者，這是文學研究上產生種種誤解的重要原因。』（《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講到語言異聲的問題，更可證明詩三百篇是一個人所寫。我們且引幾段古聲韻學家的話來證明。顧炎武在《音學五書》敘說：“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逑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陳第《毛詩古音考‧自序》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是呀，既然“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為什麼三百篇『以十五國風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沒有改變呢？。。。。江永在《古韻標準‧例言》也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音不能無流變。。。。三百篇者，古音之叢，亦百世用韻之準。。。。”既然『時有古今，地有南北，音不能無流變“，為什麼“古音犂然”？所以楊家駱先生有一天碰見我說：“我贊成你的說法，《詩經》是一個人所寫；不然，詩韻不可能那末劃一。我以前常常懷疑這個問題，既然是一個人所寫，問題也就解決了”』 （《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要想批評某篇或某部作品，必先用各種方法來了解這篇或這部作品。試問，你對人家的作品根本不了解，怎麼作批評呢？除過主觀而外，還有什麼呢？數千年來，對於《詩經》的批評不就是這樣麼？主觀批評，除了製造糾紛而外，還有什麼好處呢？』（《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一切新的學說，都是經過四個階段才被世人承認。第一個階是冷淡，不予理會；第二階段是謾罵，打擊；第三階段是懷疑，討論；第四階段才正式承認。』（《尹吉甫與詩經鑑賞》）
『興與詩義無關，它只是把詩興起來，與詩義並無必然的關係。。。興只是表明唱詩的地點，至於詩中所敘述的事情並不一定發生在這裏。』（《再答劉明儀女士》）
『作家研究建築在作品繫年上。緊年愈精，作品的了解愈深，因而對作家也愈了解。否則，都是無根之談。』（《我的治學經驗》）
『朝代變了，文學不一定馬上變，一定得這一朝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宗教、思想改變了，作家的意識才會改變，因而文學作品才改變。』（《我的治學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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